风雨雷电的四年――彭冲和中央工作组在上海（上）(2)

　　急派中央工作组，叶剑英谆谆嘱咐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北京被拘捕。这四人中，王、张、姚三人均直接来自上海，江青也同上海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粉碎“四人帮”后的诸端大事之中，接收上海和解决上海的问题，自然处于极端重要而紧迫的位置上。中共中央在1976年10月18日晚上通过电台宣布了这一令世界震惊的消息，而从10月7日

　　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桌上的保密电话机的铃声响了。拿起听筒，里面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平时很熟悉的局长的声音，话很扼要，也有点严肃，他说：“中央请你马上到北京来，是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决定的。接你的专机马上就到，请你不要离开办公室。”多年养成的习惯，我什么也没有多问，就搁下了电话。当然，心中的纳闷是有的：中央相召这么急，不知又出了什么事。到飞机场一看，才知道同被召去北京的还有廖汉生、丁盛同志，他们当时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和司令员。到了飞机上一看，已经坐在机上的还有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主持工作）和周纯麟（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原来专机是从上海飞过来的。马天水一见面就问我：“去北京有什么事？”我说：“我还不跟你一样？”他就不吭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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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下以后，我们很快就被接到西山开会的地方，中央的领导同志都已等在那里了。10月7日晚上那一次谈话，中央的同志向大家强调了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必要性，更多的是讲了毛主席生前对“四人帮”的不满和批判，说明办这件事是必要的，也是有根据的。于今来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强调无疑是正确的，这才有利于统一认识，稳定大局。

　　我们听了都很振奋，长在我们党身上的毒瘤终于被开刀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们几人都表示拥护。马天水很蠢，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要见见“四人帮”，二是希望中央对他们宽大处理。这当然是马天水的立场和感情决定了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自有他的意图。

　　中央第一批打招呼的是四个省、市（江苏、山东、湖北、上海）和三个大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我们江苏去开会的两个人一到西山开会的地方，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先把我们两人找去谈话，把中央决定拘捕“四人帮”的事告诉我们，说中央知道你们受“四人帮”的欺压很深，所以先告诉你们。接着同全体与会同志开会。

　　这个“打招呼”会议在10月8日又开了一天，是各省、市和各军区的人发言，对“四人帮”进行揭发和声讨，气氛极好。10月9日晚上，中央的几位领导人又找我们和南京军区的四个人谈了一次。我们是10日中午被送回南京的。

　　当时随彭冲一行到北京的，还有夏加林、何泽君两位秘书。他们在京西宾馆住下后就留在那里，未被中央办公厅一起接往西山去开会。这有点不合常规。按常规，秘书总是随首长到开会的地方，以便随时提供资料或做记录。所以，10月7日这天晚上，夏加林和何泽君一直在京西宾馆里等着，等到深夜也不敢睡觉，准备首长开会回来找他们谈工作，布置任务。哪里知道，等到凌晨4点半，听到彭冲、许家屯回来了，可是各自一进房间就把房门带上，接着就放水洗澡，洗过澡就睡觉了。这颇使夏、何两位秘书感到纳闷。

　　到第二天上午，谜底解开了。彭冲把夏加林找到自己的房间，把他于昨日晚上所做的记录并记忆，重新口述一遍，让夏加林记下来，整理成一个书面稿子，以便回江苏作传达之用。彭冲还郑重关照夏加林：“此事现在只能你们两人知道，注意保密。”所以当马天水的秘书来串联“对稿子”时，夏加林托词推掉，未予理睬。

　　彭冲于1976年10月13日又有第二次北京之行。谈起这段往事时，彭冲已完全沉浸在一种平静的心情之中。他说：

　　当年我并没有到上海去工作的思想准备。“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中国政局稳定了，我可以在江苏好好地搞一搞经济，为建设国家出一把力了。

　　所以，10月13日接到电话再赴北京时，心情比较轻松，以为无非是中央对揭批“四人帮”再作进一步的部署罢了。哪里知道，这次是中央要把我们三人（苏振华、倪志福）紧急派去上海，接管上海，商议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大计。

　　当时中央政治局对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是两句话：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中央交代我们：中央工作组到上海的任务，就是抓好揭批“四人帮”的阶级斗争，千万不要钻到具体事务里去。具体事务让现在的职能机构去搞。有人如果乘机捣乱，破坏生产，破坏革命，你们查他们就是了。

　　彭冲回忆说：

　　在这个会上讲得最多的是叶帅，虽已79岁高龄，头脑敏捷，侃侃而谈，条理清晰，最能抓住要害。叶帅强调解决上海问题的重要性：上海是“四人帮”的发家之地，经他们多年经营，势力日见坐大，盘根错节，情况复杂。上海又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均有举足轻重之势。叶帅强调去上海的方针是稳住局势，稳定人心，恢复生产，抓住揭批，取而代之。叶帅再三强调：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叶帅这番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几年的实际工作，我们一直以此作为指导思想，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彭冲很熟，在这些年一年一次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二人年年见面，所以他特别提醒彭冲：“你到上海去，上海有些人会眼红的，同你是对头冤家嘛！这一点不要紧。但你自己要注意一点，不要带江苏的人去。”彭冲从来重视中央的意见，对李先念的忠告更是放在心上，他不仅不从江苏带干部，而且在做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以后也不分管人事工作，一切人事安排都放到集体讨论中作决定。

　　在10月13日晚上的会议上，中央决定任命苏振华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以这样的头衔任命苏、倪、彭三位，自然是为了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去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在上海曾经有过的兼职，并足以压倒“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实现中央对上海的领导。但这项任命直到10月20日才正式发表。中央在选择一个时机。中央要以最恰当的时机来鼓舞士气，支持群众，打击敌人。

　　会后，彭冲被留在北京，继续研究文件并协助苏振华、倪志福组织去上海的工作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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