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超女立纪念碑的法律解读

　　去年的超女风云人物李宇春、周笔畅，近日无端被卷进一场风波：在10月6日开幕的北京通州宋庄文化节上，竟然出现一尊以李宇春和周笔畅的形象为原型的雕塑“超女纪念碑”。近日笔者分别联系李宇春和周笔畅，对于如此“礼遇”，两人却并不买账。天娱公司称将起诉雕塑作者侵犯肖像权，而周笔畅则通过公司回应称，自己没有被树碑立传的资格。(《重庆晚报》10月12日)

　　对于这一则消息，许多人批评认为，纪念碑是用来记功颂德，超女何德何能，可以树纪念碑？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郭选昌也宣称此事“滑稽”、“可笑”，并觉得作者的价值取向有问题。不料，该雕塑展的策展人邹跃进却说：“大家逆向思维思考一下，这个‘纪念碑’到底是称颂还是贬损？”一句话，人家根本就是用纪念碑来表达一种反讽，是一种对超女现象的思考。

　　在一个法治社会，我以为对某一件事物的出现，先要问问其是否合法，在问过是否合法后再来作出道德评价，并且，我以为，道德标准在现代社会是如此的多元，有些事物可能只能用合法的标准而没有道德上的是非。所以，我认为，李宇春所在的天娱公司负责人李小姐说，超女纪念碑侵犯了超女的肖像权，才算是将事件争论引入了理智的轨道。

　　对公民肖像的侵犯有两方面，一种是未经本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这是侵犯了公民的肖像权，强调的是必须以“营利为目的”；第二种是故意毁损、涂抹公民的肖像等手段来侮辱公民，这是对公民的名誉权的侵犯。如果是为了公益、科学研究等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不构成对公民肖像权的侵犯。那么，为超女立纪念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当然不侵犯她们的肖像权，同时也没有对超女进行侮辱，谁说雕塑就一定为英雄、为死者而立。所以，为超女立纪念碑根本就不构成对超女肖像的侵犯。

　　为超女立纪念碑恰恰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体现，也就是说雕塑者用雕塑这种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于超女现象的思考，对于超女的褒扬或者批评，这和你我与别人用言语来争论超女的好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区别。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受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我们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却往往仅仅局限于说话、写作与出版等方面，其实从广义上讲，各种意见的表达，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可以理解为是公民言论表达，如同胡戈的恶搞《无极》，如同行为艺术家的身体表达，甚至某些人的行动表达也都要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美国的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此案中约翰逊放火焚烧美国国旗———星条旗，被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是言论自由的体现。所以，只要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就享有为超女立纪念碑的权利。

　　而且，在宋庄文化节露面的“超女纪念碑”也没有超出言论自由所规定的必要限度。超女李宇春和周笔畅都属于公众人物，“超女现象”也算一个公共话题，对于公众人物和公共话题，任何人都有评论的权利，即使这种评论有些激烈，只要还属于“公正评论”的范畴，没有歪曲事实进行诽谤或者进行侮辱，公众人物也必须容忍。“超女纪念碑”没有歪曲事实进行诽谤，当然也没有对超女进行人身侮辱，只不过这种方式是用纪念碑形式来表达了一种隐晦的观点，让人们自己进行思索而已。当然，如果在纪念碑中故意丑化超女形象，构成一种侮辱，那是另当别论。至于纪念碑表达的观点是对是错，我们不能横加干涉，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区分观点的对错，我们事实上只能用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对错，但历史往往嘲笑我们———“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在为超女立纪念碑这件事上，没有道德上的标准可言，只有是否合法的区别。

　　前不久，制造超女神话的湖南广电“最高领导人”魏文彬说，国家依旧允许超女的举办，是国家、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宽容的体现。我以为，超女的举办不是宽容的体现，而是公民文学艺术创作自由的体现，那么，既然有举办超女的自由，我们就更应当有评论超女的言论自由，无论这种评论是用语言还是雕塑形式，无论评论是赞扬还是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