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大家”风范，感悟“大家”境界

　　平时很少看电视，但有一档节目却几乎每期必看，否则便少了点儿什么似地难受不安。这档节目，便是央视科教频道的《大家》。

　　《大家》开播于2003年5月18日，访谈对象主要是我国科教文卫等领域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迄今已有100多位各学科泰斗级人物走进演播室，让亿万观众得以“分享过去，分享光荣，感受大家风范”。

　　“大家”的“大”是名副其实的。在《大家》栏目中，这些“大家”中许多人年届高龄，他们的经历汇总起来宛如一部社会变迁史。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人，同时他们的经历也融入了中国现当代史中，是这一段历史不可或缺的创造者。而随着陈省身、王朝闻、启功等曾接受《大家》采访的“大家”相继辞世，有观众称，《大家》是一项文化抢救工程。因为，《大家》肩负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重任，不只是介绍了这些“大家”们的成果，并且还展现了“大家”个人深邃而清澈的精神世界。

　　我对“大家”的兴趣，不全在于他们的学问大、功劳大、名声大，而在于他们身上的精神、人格以及境界，在于另一种“大”——胸怀大。看《大家》，常会引发我久蓄于胸的圣贤情结——“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听着“大家”们平和、谦恭的话语，电视机旁的我也在思索：与“大家”相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人生在世，论年龄，大都不过百年；论身高亦大致相当，及死之日，都一样化为尘土。然而，不同之处何在呢？这真正的区别不在肉体，而在精神，在境界。

　　看看“大家”中那些人物，其境界确有异乎寻常之处，他们的言谈做派谦逊淡定，无丝毫炫耀之色。“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这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大家却从不爱上电视。”《大家》制片人李向东说，“自栏目创办之日起我们就开始联系他，两年半后王先生才同意采访请求。”《大家》栏目的许多嘉宾都和王大珩一样，虽然有极高的声望，但几乎都淡泊名利不愿宣传自己。69岁的许嘉璐先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但却对《大家》的记者说：“我真不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我丝毫没有客气的意思。因为在我脑子里‘大家’是有榜样的。”当主持人问他：“您觉得‘大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许嘉璐谦恭地回答说：“比如冯友兰。他是‘大家’。诸如此类的。启功先生是‘大家’，钟敬文先生是‘大家’，我简直是小巫和大巫，比都不配。”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平时很少接受采访，电视专访更是第一次。这位走过了近一个世纪风雨的女物理学家在接受采访时，诚恳地说：“来考试了。我不会说小说，我有什么就说什么。”当主持人说：“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听您的故事。”何泽慧说：“听我故事有什么用，让他们来向我学习，你们倒霉了。我做事不合时代的。”

　　淡泊名利，宠辱不惊，是“大家”们共同的写照。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泌尿外科专家郭应禄先生的脸上，喜、怒、哀、乐这四种表情，你只能看到喜和乐。他似乎永远都是春风拂面、笑容可掬，在他的心里好像没有任何烦恼和痛苦。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在父亲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郭应禄就成了造反派的重点攻击对象。妻子被扣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精神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当时，郭应禄在家里要照顾患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在单位还得如履薄冰、谨小慎微，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就是在那一时期，他开始了养鱼。消极的时候，游动的鱼能够让他感觉到生命的力量。或许正是这种对生命的热爱，使得郭应禄在别人不敢做手术的时候，自己主动承担起了手术任务。他认为，自己敢于去做这个手术，是因为觉得自己承担一些风险、冒一些风险，但是会对病人带来切实的好处。他总是尽可能不在外面吃饭，实在不得不去的，就先跑回家，把饭给妻子做好了再去。现在，虽然妻子的状况已经比较稳定，但每次出差，郭应禄都不会忘了每天给妻子打两个电话，好让妻子安心。人们从“大家”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如此充沛饱满的精神状态，强烈的自信心，顽强的生命力，特立独行、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

　　在常人眼里，金钱是诱人的。然而，“大家”们却能不为金钱所动。启功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写字是非常挣钱的，这么大的书法家，他给北师大“写”了一栋楼，但是自己的生活环境却非常俭朴。物理学家彭桓武将他的奖金100万港元全数捐出，用来奖励从事科研事业的后来者。当主持人问他何以如此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没用处。”光学家王大珩毅然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到英国的昌司公司去工作，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我当时看这个学位没那么重。”在英国十年的学习和工作，王大珩不仅掌握了许多当时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关键技术，而且还研制出快速测量玻璃光性精确度的Ｖ－棱镜折光仪，这为他日后回国开创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大家”中不少科学家都是建国后抛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研究条件，为报效祖国而归来的。坚持真理、民族气节、爱国情结，这些名词在他们身上不再是单纯的概念。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为中国气象事业奉献一生；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学成就是为了回国的”。他们的遭遇和追求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结。此外，坚持工程“零缺陷”、信奉“科学技术上的事情，只服从客观规律，不服从上下级”的王希季；两次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怀一颗为国为民分忧的赤子之心，晚年坚持科学打假、痛击科学腐败的生化学家邹承鲁，都为我们树起了一座座人生的雕像和丰碑。

　　看了这些，我感慨万端，古人诗云：名利最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然而，就是有人视名利如浮云，王大珩、启功、叶笃正等等“大家”们便是。在“大家”们身上，与常人相比，有着不同的信念操守。第一，就是志存高远。几乎每个“大家”，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立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志向。第二，就是坚持不懈。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所从事的工作都非常的执着。

　　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大家”群体，他们令人震撼的事迹和品格，他们的价值和精神，足以影响我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和“大家”接触越多，我们感觉越诚惶诚恐。

　　“大家”，在他们面前，我们真实地看出自己的“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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