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觉悟”何以举足轻重？

　　女性观察

　　王宏维

　　在中国红色革命岁月中，“提高觉悟”曾经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说法，现今它在不经意中已淡出了人们的话语系统。然而，在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运动中，“提高觉悟”的概

　　女性主义对“提高觉悟”概念的理解、重视及运用，其源头可一直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即相信革命的发生是植根于群众自身觉悟的，尽管女性主义者并非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探究中、特别是在声势浩大的女性主义社会运动中，“提高觉悟”是指通过女性联系自身经验开展分析批判，进而认识到造成性别歧视的原因并投身于社会运动的实践。具备了这种转变的女性，即使在现实中还没有完全摆脱遭受歧视和排斥的境遇，但因为“觉悟”得到了提高，就不再认为自己应当逆来顺受、低人一等，并认识到父权制对女性的种种歧视与规定是不合理的。所以，“提高觉悟”也就是促使女性及其他受歧视的群体能够从亲身体验中发现自己的“身份”，如发现在父权制性别等级秩序中女性拥有的“第二性”身份。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提高觉悟”是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是“被压迫阶级”的群体身份；对女性主义而言，“提高觉悟”则使妇女大众认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性别”的群体身份；对反种族主义而言，“提高觉悟”是使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认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种族”的群体身份，等等。这些不同的“被压迫”群体，在身份上又往往是交错重叠的，最典型的当数身处社会底层的黑人妇女，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下她们集“被压迫”的性别、阶级、种族于一身。

　　显然，“提高觉悟”的目的，就是促进这些遭遇不公正对待的社会群体能够实现思想转变，在现代民主背景下达到社会公正和人权平等的思想自觉。因此，在当代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中，主张将“提高觉悟”本身归结为一种重要的革命性实践形式。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曾提及妇女们往往以小团体的方式、即觉悟提升小组来交流分享个人的经验、问题和感情，达到“提高觉悟的目的”。这样，原本属于女性个体的遭遇和经验，就可能转变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并在社会根源和政治上达成了相应的共识。

　　对此，女性主义研究者南希·哈特索克还指出，“提高觉悟”实际上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基本方法”，即可将之看作是一种方法论。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凯瑟琳·麦金农则进一步指出，与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女性主义研究聚焦于和社会性别有关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状况，寻找的是思想与现实的结合，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注重于作为思想意识基础的物质条件。或者说，女性主义注重的是与性别不平等有关的社会物质条件及文化功能。因此，她将“提高觉悟”指为辩证唯物主义在女性主义方法上的一种体现。其间，还有研究者提出，这种女性主义方法不仅仅只是强调“提高觉悟”、即转变思想意识必须依据于女性个体的生存境遇与经验，且更强调的是在这一转变之中，必须彻底抛弃“精英团体”和“大众”的划分——不再是按传统做法那样由“精英团体”来向妇女大众进行思想灌输，即不是靠强制的外在的力量和方式来促使妇女思想意识的转变，而是要由妇女依据她们自身的经验来“提高觉悟”。

　　研究还发现，妇女大众“提高觉悟”的过程，不只是思想意识上的转变，同时也是在实践中创造女性主义文化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了种种不同于父权制的价值。而在现代社会，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主导价值有紧密联系。所以，从这一角度讲，女性主义的文化创造必定是与资本主义倡导的理性主义、竞争性、强权控制等等相对立、相背离的。在社会劳动中，长期主要由女性承担的福利、护理、哺育、照料等具“关怀”和“养育”性质的劳动及其价值，开始在女性主义文化创造中得到了肯定与光大。而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背景下，这些价值长期不仅被诋毁，还被评价为是次要、低等的，所获劳酬很少、或甚至根本就是无劳酬的。女性主义的文化创造不仅要对此进行批判，还要将它蕴含的价值颠倒过来。

　　鉴于在任何情况下女性都不可能是一个整体，所以“提高觉悟”也绝无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有着巨大差异性的存在，这就使得“提高觉悟”在具体做法上各不相同、各有千秋。贝尔·胡克斯曾列举与种族有关的“黑人经验”、“奇卡纳人经验”(成长在城市或乡村说西班牙语家庭的女性的经验)，以及与阶级有关的中产阶级和劳苦阶级妇女的不同经验。对于后者，阶级和阶级斗争显然会成为“提高觉悟”的核心，更多涉及的也将是与遭受阶级压迫和剥削有关的经验。但贝尔·胡克斯认为，若只限于对个人或小群体的关注是不够的，只有对不同的女性群体都予以关注，女性主义的同盟才会加强。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行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