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篇(上)——中国人生活在苦难之中(2)

　　“作为国家的中国不复存在”

　　《泰晤士报》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中国处境危险；十多个敌对政权并存”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自1840年以来就遭受内忧外患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终于支撑不住。次年2月12日，宣统发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达200余年的大清帝国终于覆灭。

　　对于这次革命，外国人反应不一，一些人惊呼，“中国醒了”。时为美国大学教授后为中国公使的芮恩施写道：“今天我们正亲眼看到这个庞大的民族觉醒过来，获得新的精力，并且更为积极地处理事务。”但在英国人莫里斯·科林斯看来，这些人对于中国的赞颂全都不切实际。

　　面对中国的政局变动，科林斯认为，清朝的覆灭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它不仅标志着一个强大的千年中华帝国最终落幕，也宣告一个古老文明的最终衰落。科林斯对于中国的政治人物都不看好。在他的眼里，慈禧太后贪墨而缺乏远见；曾经主持维新的光绪思想极不成熟；至于孙中山，虽然是天生的革命家，但其理想是“脱离中国现实的空中楼阁”。

　　一切似乎正如科林斯所言，新的共和国建立后，先是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接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遇刺，再接下来就是护法与护国战争，张勋又演出复辟的闹剧，继之南北开始分离，各省军阀林立，中国陷入混乱。

　　1921年11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中国处境危险；十多个敌对政权并存”。《纽约时报》记者哈莱特·阿本德也在《中国的苦难》一书的前言中写道，这个时候，作为国家的中国已然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在苦难之中。

　　这是一种怎样的苦难呢？在辛亥革命后不久，美国陆军中尉约瑟夫·史迪威来到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上海，这个未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看到了令他一生难忘的一幕：街头饿殍无数，乞丐围着他打转，垃圾车里时常会发现尸体……对于史迪威而言，上海的一切都显得肮脏和丑陋。几年后，史迪威再次来到中国，又看到了中国新型工厂里的可怕现实。“他们每天像奴隶一样工作13个小时，常常精疲力尽倒卧在机器下面的破布片上。”

　　埃德加·斯诺则在此时目睹着乡村的苦难，斯诺向美国民众介绍道：“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月没有吃饭了？皱皱巴巴的皮肤像布带一样在他身上叠堆着，每一根骨头你都看得一清二楚……”

　　“紧张的杀戮又开始了”

　　中国没有统一的政府，只有无穷无尽的军阀混战，国家的状况每况愈下

　　更让外国观察者震惊的，是政治派别间残酷的杀戮。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失败，从这年的4月开始，国民党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屠杀，整个中国沉浸在一片血腥的空气之中。在汉口，《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亲眼看见特务们拉开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肚皮，拽出她的肠子，然后让她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

　　让西方人对此认识最深的作品，首选法国作家马尔罗的《人的状况》。马尔罗以1927年夏季的上海为背景，用文学化的笔调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这场杀戮，小说一出版就获得巨大反响。小说以杀戮开端，在漆黑的夜里，陈姓革命者将刀迅捷地刺进叛徒的后背，鲜血从刀口奔涌而出。在另一边，国民党掌权的政府正在大肆杀戮共产党。每当黎明来临，众多的乌黑笼子里便盛满革命者的头颅，在旧城街边赫然摆放。在凄厉的号声中，刽子手背着大刀大摇大摆走过，紧张的杀戮日又开始了。

　　1930年，报道中国达10余年之久的阿本德决定将他的报道和通讯结集出版。尽管体裁与马尔罗的文艺写作不同，但观感却是如此一致，阿本德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书题名为《苦难的中国》。在他的笔下，中国的分裂从辛亥革命就已经开始。在此后19年的时光里，中国没有统一的政府，只有无穷无尽的军阀混战，国家的状况每况愈下，民众由希望而失望以至绝望。“这场漫长的悲剧还将持续多久，目前谁也无法预言。”

　　近代篇（上）·结语

　　从“停滞的帝国”到“黄祸”再到“苦难的中国”，3种中国形象彼此独立又互相联系。三者固然是不同时期对不同中国的不同认识，但正是由于西方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停滞，方才开始大肆侵略和掠夺。而“黄祸论”的产生，也包含侵略之后担心强大起来的中国进行报复的心理因子。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的苦难，固然有中国自身的原因，但是外国侵略，始终是中国陷入苦难难以自拔的重要因素。外国人对中国自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长达两百年的认识，始终与自身密切相关，现实的因素与心理的虚构是难以摆脱的动力，而这种局面，还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