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契约社会，“民风淳朴”是奢求？

　　作者：钟凯

　　“熟人社会”的温馨记忆

　　提起“民风淳朴”，许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这样一些景象：田间劳作的农民，山间采茶的农妇，镇上摆摊赶集的农商，人们尊老敬贤、不尚讼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之中，其人际关系主要以地缘、亲缘和血缘作为纽带，牢固的熟人关系以及封闭性的生产方式，使人们彼此间保持频繁的交往和依赖密切的合作，从而相互产生较强的情感依附。熟人之间高度重视亲情、友情、乡情，相互之间讲究礼节、谦让，相互尊敬。也正是这种稳固的血缘、地缘纽带，把祖祖辈辈的命运都联系起来，荣辱与共，因而人人都必须注重信义和声誉，才能保证自己获得别人的认可。人情和“面子”是熟人社会的通行证，也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调节器：一个人的“面子”越广，便越能在社会中获得尊重，社会地位也就越高；如果有了纠纷或矛盾，为避免伤及人情和“面子”，大家通常不愿斤斤计较，彼此能相互容忍，即便冲突升级，也最终能够在“面子”（德高望重者）的斡旋调解下得到缓冲和化解。在这样的社会里，“鸡犬之声相闻”，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生活在对方的视野里，只要稍有出轨，就可能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因此人人都能自觉抵制道德风险，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至形成良好道德风尚，给人以民风淳朴、社会和谐的印象和感受。

　　在众多社会学家眼里，“熟人社会”就是乡土中国的代名词。然而，对于已习惯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大潮中冲浪的都市人来说，乡土生活与都市社会似乎正变得越来越遥远：在水泥森林中，人与人之间常常充斥着冷漠、谎言和暴力，金钱至上、惟利是图大行其道，社会信用濒临破产、治安环境趋于恶化……对这一切，人们纷纷抱怨人心不古、淳朴风气不再，痛陈整个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但不得不提的是，在当代各类研究刊物中，“熟人社会”仍然是各学科（如法学、社会学）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不管是学者还是政府官员，都将“熟人社会”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本土资源”。这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疑惑，熟人文化难道不仅仅存在于老一代人的记忆里，而是正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新形式隐匿于日常生活中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为什么我们竟再也感受不到它的温情脉脉，取而代之的却是充满紧张、焦虑的人际关系和所谓的道德危机呢？其实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而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观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因此，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要与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相应的制度变迁联系起来。

　　变动的社会关系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实行了经济、政治高度一体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以满足计划生产的需要，国家力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每一单位、每个村庄都被高度组织和动员起来。受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影响，国家权力并没有强行改变乡村的自然生存状态，加上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割据，“熟人社会”在农村基本得以保存。而城市里情况则完全不同，社会成员的一切事务都纳入了单位化的国家管理渠道，不仅每个人的教育、就业、升迁、生活待遇等等统统都与其在单位的业绩和政治地位直接关联，而且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设置了完善的生活设施，人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由单位提供的社会服务。基本上，一个单位就是一个袖珍的“王国”，各“国家”之间的居民只保持着极低的流动比率。“熟人社会”与“单位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而后者则属于权力主导型社会。

　　在宗法社会里，虽无成文律法但有行为准则，虽高度伦理化但有外在约束，换句话说，就是行事皆有规矩。人们对规矩的信守是无条件的，但这并非没有根据，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这是“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法社会也是一种“法治”的状态。计划经济则是一种权力主治的社会，个人完全地依附于单位组织之下，其财产和利益的变更得丧直接由权力所决定。大而不当的权力难有约束，势必造成言出法随、乖张任性的人治局面。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力能够轻易地凌驾于规则之上，巴结领导、揣摩其脾气和喜好成为最高的准则。单位社会的权力大一统实际上已经替换了传统熟人社会的内部结构，而极端阶级斗争思维的泛滥更是颠覆了熟人社会的伦理内核。阶级成分的划定并不是以“亲疏”或道德水平作为标准，往往只是凭借财产多寡、部分言论便给对方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随即对其实施人格上的卑劣化、形象上的妖魔化以及待遇上的低贱化，甚至进行肉体上的残酷打击和折磨。

　　不过与熟人社会相比，单位社会同样具有人员低流动性和生活方式封闭性的特征，因而“克隆”了前者的某些构成元素，例如以身份为纽带，重人情、讲面子，无讼主义等。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传统的宗法型熟人社会，还是国家高度强大的单位社会，其成员基本上是生活在高同质性的社会状态里，人们的疏离感不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大伙都没什么差别，彼此都能够在相应的位置找到情感的依存。从根本上打破这一局面的，是始于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正是从那时候起，产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流动，不仅有城乡之间“候鸟式”的庞大农民工群体，还有逐步摆脱单位束缚而漂在都市中的白领和青年学生。也是从那时候起，城市里出现了先富起来了一批人，不同的阶层开始分化，最近几年，社会分化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状况，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日趋明显。这时候人们的异质感相当强烈，不同阶层人群所代表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思维方式在交往中产生激烈的碰撞，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话，因相互缺乏认同感极易形成道德或精神上的危机。许多人按照直观的感受，把这种危机归咎于市场经济本身，但在我看来，这完全属于打错了“板子”、戴错了“帽子”。

　　市场经济无疑属于外向型经济。商品生产以交换作为唯一目的，因此交换从一开始起就是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市场经济越发达，卷入的陌生人越多；商品的流通又会带动人口的流动，人与人的交往范围愈发扩大。简言之，市场社会就是一个陌生人世界。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相互不知底细，为了打消他人的猜疑，获得他人的信任，就需要相互订立契约，创设交易规则。在市场经济中，契约是一切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母体，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实际就是市场的法律原型。自由和平等是契约的两大基本前提，契约社会使人们的意思自治和个人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而社会自由则要求国家把限制减到最低程度。在现代国家，宪法被认为是人民与国家订立的社会契约，承担起约束权力、保障自由的重任。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法律不仅要调整私人之间的经济行为，为了维护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还需要规范和制裁各种不正当的竞争和垄断行为。总之，市场经济需要一套以法律调整为基础的城信制度，包括个人信用制度、企业信用制度、社会信用制度以及国家信用制度（政府守法也是诚信之一），从而使每个人即便处于陌生人的世界里，都能感到“人无信而不立”的诚信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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