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别误读了“农民工量刑从宽”本意

　　新闻源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今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的主题之一。会上，有学者在讨论此议题时提出，对类似外来民工的弱势群体，如果是初犯，而且情节轻微的，在适用刑法时应尽量宽容，就是做到“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可不判的不判”。(10月12日《浙江工人日报》)

　　正方

　　对学者观点的误读

　　“宽严相济”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过去常说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后者是“惩办”在前，“宽大”在后，强调的是“惩”，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严打”。而“宽严相济”，则是“宽”字在前，侧重基点在于非犯罪化、轻刑化、非监禁化。以“宽严相济”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更多顾及了刑法的社会效果。

　　“宽严相济”是政策的最好体现

　　事实上，“宽严相济”在“两高”的工作报告中已多次出现。贾春旺曾指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应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肖扬也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对犯罪情节轻微或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罚。”据此，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因生活所迫，盗窃他人少量钱财就医，检察院权衡之后，最终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就是“宽严相济”政策的最好体现。

　　反方

　　“以不公矫正不公”

　　除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外，法律宽容一般只能抽象地指向某种行为，而不能指向一个人或群体，要宽容就宽容所有人，仅宽容民工就违背了平等。许多制度实践已证明，“以不公矫正不公”只能使公正变得非常混乱。

　　公正是一种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的均衡，以一种不公矫正另一种不公就会打破这种均衡，你将需要无数的矫正修补这种均衡。比如，一个被欠薪逼得靠抢劫维持温饱的民工抢了一个城市下岗者的东西，宽容了民工的话，你就得出台另一个规定来补偿这个无辜的受害者，这种矫正又会制造出新的不公。实际上，民工所以处于弱势地位，根源正在于受到了法律的不公对待——制度不公即法律不公。从年终的欠薪到各地的“血汗工厂”，从城乡死亡赔偿差别到招工户籍歧视，再到各地对农民工流动的管制，他们的弱势命运不正是这些不公的法律制造的吗？用制造出他们弱势遭遇的“法律不公”补偿他们，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

　　补偿制度是在纵容弱者情绪

　　法律如果获得了“网开一面”的道德合法性，强势群体会从中得到更多非正当利益：一个遭遇制度不公的民工犯罪可以宽容，一个创造了许多财富的富人犯罪是否可以免罪？其实，为补偿制度对民工的不公可以有许多福利途径，如就业、就医、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平等，岂能拿公正底线的法律当作矫正的工具？

　　遭遇制度不公并不能成为越轨犯罪的理由，法律不能教唆一个人以恶的德性对抗不公的制度。法律应该以“对每个犯罪者一视同仁”的态度激励好公民的美德，而以“宽容民工犯罪”补偿制度不公则是在纵容一种不健康的弱者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