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燕
“青岛右派分子XXX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实在是个极其阴险、卑鄙的花招。他用这个花招到处煽动，而且为要更有力地传播毒素，就恬不知耻地正式写成文章，登在山东大学的校刊和别的刊物上。”
这样的批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中，可说是比比皆是，如果放在“文革”期间，恐怕还会被视为温情脉脉的包庇言论而受到批判，所以，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而言
，今天再读到这样的批判文章，虽然可以挖出一点历史的回忆，实在不应该有什么惊奇之感了。然而最近在许志杰先生的《陆侃如与冯沅君》中读到这样的批判文章，仍然让我产生了“大吃一惊”之感，因为这是冯沅君在批判，而批判的对象却正是她相濡以沫、志同道合、心心相印近30年的丈夫陆侃如。
陆侃如与冯沅君，这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一直不能分离的两位文学大师，早在他们喜结连理之前，就是思想上、学术上最好的同盟者，1931年，由上海大江书店出版了他们俩合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诗史》，1932年，他们一起考取了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班，1935年双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并一起回国，期间还出版了他俩合作的第二部学术著作《中国文学史简编》，以后，两人一起辗转于安徽、湖北、广东、四川等地的大学任教，可谓知根知底、知心知肺，心心相印、形影相随的夫妻，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能给另一位戴上“极其阴险、卑鄙”、“恬不知耻”这样的断语。当然，如果因为反右所揭发的材料，真使冯沅君发现了陆侃如“极其阴险、卑鄙”、“恬不知耻”的面目，自然又当别论，但是，无数事实证明，冯沅君不仅根本不相信陆侃如会是这样的人，并且还深深地爱着的丈夫，直到临终之际，还牵着陆侃如的手，喃喃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不论是自我批判，还是批判别人，恐怕没有哪个知识分子没有说过违心的话，然而读到冯沅君对陆侃如的批判，仍然让我深深地震惊：作为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当初说出这样一些违心的“批判”，内心的痛苦和无奈，恐怕不是我辈所能承受的。若没有外界巨大的压力，尤其是足以摧毁精神支柱的巨大压力，相信像冯沅君这样的大师，决不会随风转舵说出如此“批判”。
我们经常说，“文革”十年是一场浩劫，这场浩劫的开始是批判《海瑞罢官》，其实，如果没有“反右派”的预演，滋生了说违心话之风、养成了作违心批判之习，“文革”初期的郭沫若，恐怕不会说出那一句“自己所有的著作都毫无价值，应当全部烧掉”的话。年轻时总以为那是郭老赶政治浪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作秀”，因此使郭老在我的心目中，大大降低了分量。然而，以自己的生命孕育出来的一个个艺术形象和学术成果，犹如与自己血肉相连的爱人和孩子，岂能一句话就全部扼杀？如今想来，在这一句话里必定包含着深重的痛苦和无奈，过去，我实在是苛责了郭老，误解了郭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