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出国的官员们为何今天才学尤努斯

　　■九州视野

　　曹 林

　　让我们脸红的穷人银行家来了——这是国内许多媒体报道尤努斯博士访华时用的标题。这位伟大的银行家因倡导“只贷钱给穷人”的小额信贷业务在全球帮助了数百万人口脱

　　银监会与北大尊重穷人银行家，当然是好现象。但我总感觉这种异常关注中透着一股世故和浮躁的味道：我们的银行和大学，是因为“诺贝尔奖得主”这一符号才研究和尊重尤努斯，还是因为他的扶贫事业？是浮躁的“政策追星”和“学术追星”，还是真正折服于一种关爱穷人的人文情怀？凭着对中国银行和大学的理解，我认为如今对尤努斯的“特别关注”，原因很可能都是前者。

　　如果银监会真有为穷人办银行的价值取向，为何到尤努斯获得了诺奖才开始研究他？要知道，尤努斯从1976年就开始向穷人小额贷款，90年代初其扶贫的孟加拉国经验已非常有名。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官员“特别好学”的国度，这从其经常“出国考察”就可以看出，以至于连南斯拉夫的奶牛都认识中国官员了。如此热爱出国学习，为何到今天才开始研究尤努斯和的“穷人比富人更有信用”的贷款扶贫模式？

　　很显然，不是出国考察没看到，而是因为骨子里的“嫌贫爱富”使他们接受国际经验时的态度是选择性的。

　　如今之所以突然对尤努斯和孟加拉国模式感兴趣，不过是盯着“诺贝尔奖”这个名号罢了。当年，“关注穷人权利”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获得诺奖时，不也有许多地方政府和经济部门追捧森么。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只要“嫌贫爱富”的体制惯性不改，“研究孟加拉国模式”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北大授予尤努斯名誉教授也有这种浮躁而世故的追星意味：我们从来只看到北大不断给诺奖得主颁荣誉称号，从未见到过从北大获得荣誉教授称号的哪个教授获得过诺奖。聘荣誉教授可能只是北大为炫耀“有多少诺奖得主是我们的荣誉教授”，而非出于一种坚持原则的学术主见。正是这种世故而浮躁的价值倾向，使我们这个国度一直远离诺贝尔奖。（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