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收礼渠道：直把政府作酒店

　　最近这段时间，关于干部办喜宴收礼金的新闻比较多，而且花样也是层出不穷。本来，“四川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佐福嫁女设分会场现场直播，一百多辆轿车赴宴”（《华西都市报》10月16日）已经够令人耳目一新的了，但是今天读报时，又看到了一条更新鲜的消息，让人仿佛感受到一场收礼形式的大比拼。“四川洛省珙县表镇干部乔迁，镇政府里设宴公开收礼”（《成都商报》10月24日）的新闻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全新的形式。

　　根据报道，这位把政府当酒店的镇干部是经发办主任兼企办主任牟瑛。10月1日这一天，他在政府大门口摆酒席80桌，收受礼金3万多元，宴席在“为人民服务”的横幅与镇人民政府的招牌下进行，此次大型宴会还专设了收礼的“财务”。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宴会与民间的一般性礼尚往来关系不大，而“牟瑛”这个名字在当时的场合下，也容易与“牟利”产生联系。因此，上级部门将这名干部清除出公务人员队列的举措想来没有冤枉他。

　　这名干部虽然收受礼金不算太多，但在我看来，他的胆量应当算得上最大的胆量之一。不过，一味地指责他的腐败与胆大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他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我认为，这与官员们对反腐的麻木不无关系。

　　“反腐麻木”一词，是宜昌市委书记李佑才说出名的，针对“宜昌市夷陵区交通局副局长吕传军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时自杀，该局竟为其举行隆重葬礼，局长亲自致辞”（《楚天都市报》10月17日）一事，李佑才严厉批评道：“这是对反腐问题的麻木！”我认为这个词用得很恰当。可以肯定，夷陵区交通局的一帮领导也是最大胆的干部之一，而他们的大胆正是来自于他们的麻木。

　　牟瑛也是如此，他的麻木与他的上级领导应当也有一定的关系。牟瑛毕竟是个小干部，能把政府当酒店，即使没有经过领导同意，至少也说明领导没有阻止。也就是说，他的上级领导不见得就是一群清醒的领导。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官员对反腐败问题麻木了呢？这是一个大的课题，三言两语没办法说清楚。但有一条线索却值得探寻，那就是，制度与执行的衔接容易让人产生侥幸心理。比如，包括吕传军在内的问题干部，在自杀后，为什么案件的真相好像也随之“死去”？涉案的官员难道就这样逃避了相关责任？再比如，为什么有的干部收礼受贿多数只是党内警告，有的则是被追究法律责任？

　　去年，湖北省纪委通报的对两名腐败官员的查处就让人看不懂：原省委委员、襄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楚寅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02．8万余元，另有巨额财产来路不明，被开除党籍、公职，并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而原武汉市副市长李涛收受礼金20多万元，因认错态度较好，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副市长职务处分。同样是收钱，为什么一个是“受贿”，另一个是“收受”？一个是坐牢，另一个只是免职？

　　我看不懂这个案子，并不意味着干部们看不懂。

　　牟瑛利用政府的权威，收了3万多元就被免了职，虽然体现了制度的严厉性，但是却没有体现出制度的权威性。从这个意义来讲，香港的“零容忍度”是值得借鉴的。为什么香港的反腐败工作做得好？原因就在于，任何公务人员无论收礼多少，一律查办。在严厉的制度下，官员们对反腐败敢麻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