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先锋：老红军刘应启的新“长征”

　　新华网南京10月26日电（人民日报记者郭嘉 新华社记者李大伟 梅世雄）1933年6月26日，22岁的红军战士刘应启面对马克思画像，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党宣誓——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73年后，忆起自己的这段入党誓言，江苏扬州军分区第一干休所正军职离休干部刘应启说：“我这辈子，最自豪的是认真履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

　　长征

　　千难万险的长征路，留给刘应启的，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红色记忆。

　　1935年3月，刘应启随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此前，为准备长征，他作为先锋队员，曾两次偷渡嘉陵江。

　　第二次渡江时，刘应启和31名战友组成尖刀排，利用夜色掩护，迎着滔滔江水，向对岸冲去。

　　“不料，刚刚到达岸边，我们就被敌人包围。”刘应启回忆说，带队的副营长和指导员牺牲了，他的左肩膀也被敌人狠砍一刀。拖着残臂，他带领剩下的战士潜入江底。不料，浮出水面换气时，他的头部又被敌机枪击中。

　　鲜血，染红了江水。从此，刘应启的头顶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弹沟”。

　　那次偷渡，仅刘应启一人生还。

　　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

　　“三过草地，我都是收容队员。”刘应启回忆说，收到轻伤员，他就搀着他们行军；遇到重伤员，他便背着走。

　　伤员没吃的，刘应启就将仅有的一点干粮分给他们吃，自己饿得受不了，就啃草根、吃牦牛粪。他还自编战歌，鼓励战友——“今天、明天有困难，走出草地就没困难！”“睡泥地，头枕山，星星明月来相伴，红军变成了活神仙……”

　　生死长征，刘应启救助了300多名掉队的战友。

　　西路军失败，正率队在甘肃省泾川县党原镇筹粮的刘应启，巧遇假扮成算命先生、孤身一人的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他当即派3名同志护送徐向前找到党中央。

　　走过九死一生的长征路，只是开启刘应启战斗人生的第一步。此后，他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战火洗礼，闯过了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投身大小战役、战斗150多次，曾4度负重伤。

　　播爱

　　1965年，刘应启从江苏南通军分区政委的岗位上离休了。

　　打那时起，这位老红军又以豪迈的战斗激情，开始了“行万里路，讲千堂课，育百万人”的新“长征”！

　　从大别山到太行山，从南京到北京，从白山黑水到巴蜀大地，大半个中国都留下刘应启宣讲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的足迹。他还被30多家机关、院校、企业聘为常年政治教育辅导员。

　　2003年4月，扬州一家工厂亏损严重，准备申请破产。

　　厂领导慕名找到刘应启，请他给工厂职工讲最后一课。

　　接到邀请，刘应启心潮翻滚，一连几天伏案到深夜。

　　“爬雪山难不难？过草地险不险？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意志，红军将士攻难克险，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只要精神不垮，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样的绝境都能走出！”刘应启的精彩报告，深深打动了现场所有的人。

　　报告会一结束，这个工厂的干部职工便在厂区挂出“发扬红军传统，振奋企业精神”的横幅，他们发愤图强，4个月不拿工资，集资为工厂购买原材料。仅用半年时间，企业便走出困境并扭亏为盈。

　　这些年来，刘应启把更多的爱献给了那些他遇到的生活贫困的人们。

　　今年刚刚考取南京艺术学院的涂俊，直到踏进大学校门才知道默默资助自己读完中学的人竟是老红军刘应启。

　　幼时丧母的涂俊，一直与年迈的爷爷生活在一起，生活十分清苦。

　　2000年9月的一天，刘应启来到涂俊所在的中学作报告。

　　得知初一学生涂俊因交不起学费打算辍学时，刘应启当即把身上仅有的几百元钱交给了老师。

　　“不要告诉孩子，让他安心学习。”从此，刘应启将涂俊的学费全部承担了下来。

　　让刘应启时时牵挂的，何止涂俊一个人？这些年，得到他帮助的特困学生和困难群众达230多人。为此，他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家乡河南省商城县刘家洼村比较贫困。从2002年始，刘应启每年都要自费购买上万元的琼花、大樱花等名贵花木，雇车颠簸10多个小时，亲手将花木送到乡亲们手中，手把手教他们栽植技术。如今，这个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花木村。

　　记不清有多少次，刘应启走访贫困户，看到他们穿得又破又烂时，总要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

　　贫困户推辞，他就一次次重复那句话：“你们穿得不好，我这个老革命穿得再暖和、再漂亮，也是丑的。”

　　家风

　　扬州大学一位女大学生听完刘应启的报告后，问：“您的子女都在干什么？”

　　刘应启答：“我的两个儿子都是下岗工人，一个女儿在乡下当农民……”那位女大学生有点不信，随后几天，她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当确认一切都是真的时，女大学生登门给刘应启深深鞠了一躬。

　　一辈子都在努力为党争辉的刘应启，最痛恨那些以权谋私、居功自恃的人。

　　大儿子刘东星当兵是在父亲当年的老部队。“团政委是爸爸的老部下，写信告诉他准备给我提干。”刘东星说，“爸爸回信时，不仅不帮我说好话，反而说，‘同等条件下，指标可优先给农民的孩子’。”

　　“他还不放心，专门赶到部队。当得知提干指标确实很紧张时，他就对政委说，‘我这个儿子眼睛有缺陷，提干的事缓一缓’。”刘东星说。

　　这一缓，刘东星就永远失去了当干部的机会。退伍后，他到扬州机械厂当了一名装配工，如今下岗在家。

　　二儿子刘中冬退伍时，正赶上扬州市公安干警扩招，他报名应试。市公安局领导征询刘应启意见，他却说：“老二这孩子好是好，就是人太老实，缺乏闯劲，恐怕不太适合干公安……”

　　就这样，刘中冬不得不到电力修理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他现在也早已下岗，在一个小区修摩托车。

　　惟一的女儿刘兰新下放到农村，后来在当地结了婚。知青政策落实后，她和丈夫满心欢喜地找到父亲，希望全家迁回城里。

　　父亲的一席话让女儿的心凉到了极点：“农民的孩子能种田，红军的后代怎么就不能种田？！”

　　其实，一家人当中，刘应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在农村的女儿。有一次，他和老伴去看女儿，看见她正在烧饼店打烧饼，两只手被炉火烤出了豆大的水泡。在战场上都未曾落泪的老人，转过身，擦拭着夺眶而出的泪水。

　　回家后，老伴一直唠叨他。刘应启还是那句话：“没有烤饼的，哪有饼吃？我的女儿不烤饼，别人的女儿就得烤饼。”至今，女儿仍生活在农村，靠租鱼塘养鱼种菱为生。

　　2001年，刘应启的二儿媳下岗了。扬州市领导指示有关部门征求刘应启的意见，重新为她安排工作。刘应启对来人说：“如有可能，给她批个报亭，让她卖报好了。”

　　这是刘应启离休后惟一一次向组织提出的个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