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二月，上海梦想翻飞

　　那天《上海公报》已经发表。全上海都已知道，中国这次要打开大门了。对上海来说，这个消息，真是久违。现在回想那个上午，全城在灿烂阳光里的肃静，更像是一个正在

　　车队过去，警报解除，家家户户的衣服被褥便一起出现在万丈阳光下。无数蓝制服和红花面子的棉被迎风翻飞，有时也能看见凤凰牌的纯羊毛毯，织着一大花团四边小花的图案。那是当年最出风头的毛毯，因为它是锦江宾馆接待美国总统时，床上铺的毛毯。街道上能看到一批又一批换了正式衣服，去淮海路散步的人。2月28日的上海街道上，突然出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气氛。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只记得大人们脸上突然出现阳光般蠢蠢欲动的神情，并不知道为什么。母亲领我去了淮海路，到燕云楼吃了晚饭。那天居然有不少人在燕云楼吃饭，我们不得不与一对夫妇拼一张方桌。陌生人之间不会闲聊，甚至不打招呼。服务员将我们各自叫的菜送到桌上时，总先端着，问清是谁叫的，再放下。我们与那对夫妇始终没说过一句话，但仍旧有一种和煦的喜气，在那张方桌上轻轻荡漾。

　　在我的感觉里，上海最禁锢的时代，就是在那天结束的。那天以后，上海的孩子纷纷开始学习一门手艺：英文，乐器，书法，绘画，修理电器，打字，唱歌，无论什么，总之是一技之长。大人们对孩子说，将来总有一天要用上的。

　　街头的沉寂，就是这样被练习乐器的声音打破，夏威夷吉他的柔弦声，竹笛单薄而尖亮的嘈杂声，贝司提琴沉闷阴郁的音节练习，唢呐像电钻一样直捣耳膜的欢庆胜利式的高亢，黑管圆滑流转的练习曲，小提琴在当时难能可贵的甜腻抒情，手风琴的欢快，月琴的■窣，琵琶的大珠小珠。那些错误百出但不屈不挠的练习声，宣告了新生活的到来。

　　广播电台开始公开教授英文和日文，每天中午和晚饭以后，收音机里就能听到缓慢的英语和日语的声音。紧接着，外滩出现了情人墙，那是一种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下，也要建立自己生活方式的集体的心心相印。紧接着，大人们嘴里迟疑地出现了“从前”这个词。“从前”如同一部比《三国演义》还要长的章回小说，各色人等的回忆渐渐温暖过来，如农夫胸口的那条冻僵的蛇。在厨房剥新春小豌豆的时候，在夏天晚上纳凉的时候，在冬天有太阳的中午，某个陌生弄堂口，在吃饭桌上，在初夏晒霉的时候，在跟家庭教师学琴，学画，学英文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可能听到那句“从前”。

　　对上海来说，这是一个新生的时刻：从前它属于外国的租界，又属于中国内地，此刻开始，它属于自己的市民。

　　回想这一切，我只是吃惊于上海竟是以那样出其不意的方式回归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