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又一次处在争论的涡流中。这场始于2003年的争论，在温州改革史上是第三次。
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届温州政府总要面临一场“国家级别”的交锋，在我国600多座城市中，似乎只有温州享有此项“殊荣”。这一独属于温州的“待遇”，给温州带来了烦恼，给温州增添了压力，也为温州注入了动力。2002年，在浙江11个市中，温州经济增长速度排名第七；2003年上半年，温州经济增速落到浙江倒数第二的位置，全年排名第三，个别月
份甚至倒数第一。直到2006年的上半年，虽然增长速度达到14%的高水平，但是，在整个浙江省，其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仍然居后。具体到温州所辖的11个县域，2005年，有9个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06年第一季度，仍有9个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这种景象，对于习惯了各地党政代表团来温州取经的温州人，既是讽刺，也是刺激。与温州经济疲软一同到来的，是对温州发展模式的质疑。
与温州本地经济中出现的增幅乏力形成对照的是，温州经济以十分活跃的姿态对全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这也是独属于温州的现象：很少有人说“上海人经济”、“苏州人经济”，但是“温州人经济”却是人们公认的，只要温州人到一个地方，总要形成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温州资本对不少地方市场形成的扰动，“炒房团”、“炒煤团”等等，经常使一些地方风声鹤唳，既爱之又恨之。其次是温州企业的外迁，近年来，不断出现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或者部分或者整体外迁。
然而，本土之外温州经济的活跃，也一样被视作是温州模式的问题，因为他们成了温州经济无法容纳这些要素的证据。如果不是温州本地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企业为什么会外迁呢？资本为什么不在本地投资呢？所有这些不利的证据汇在一起，引发了温州模式是否行将落幕的担心。比如有经济学者认为，温州模式将在25年后消失，有本地温州人也加入了温州模式消亡论的行列，比如一位本地学者说，温州将恢复到“其原有的经济地位”。[1][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