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专家学者在理论研讨会上热议落实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

　　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本报记者李兴华冯庆方兴业

　　昨天下午的五洲宾馆黄山厅，两点半还没到，参加“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研讨会”分组讨论的第一小组30多名代表早已就座。长达3个小时的讨论会气氛热烈，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代表们踊跃发言，见仁见智，精彩、富有责任感的见解令会场不时响起掌声。

　　积极稳妥推进“健康的城市化”

　　主持人刚宣布讨论会开始，几十只手立刻举了起来。

　　“我先来！”中国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先声夺人，阐释构建和谐社会与城市化的关系。“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加剧了城市环境污染，突出了治理环境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为环境治理提供了市场需求。”

　　牛凤瑞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其中主要的抓手和战略举措之一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健康的城市化”。所谓“健康的城市化”，就是坚决反对只要农村经济要素（土地、劳动力等）的城市化而排斥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坚持消除城乡壁垒、城乡和谐、较少社会成本的城市化，而不是脱离农村发展的城市化和城市的农村化。“‘三农’问题是我国协调发展的瓶颈，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实现城市化。”牛凤瑞的话语掷地有声。

　　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刘长龙深有感触地补充说：“劳动力和土地都没有所有权的买卖。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力是财富之父”。

　　和谐社会是法制社会

　　“和谐社会就像一个‘圆’，而法律就像一个‘方’，这个‘方’应该在‘圆’的内部，有它的张力和框架。但是法律又不是和谐社会的全部。”湖南省委党校法学部主任刘丹借助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法律、法制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刘丹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应该是一个社会救济机制完善的社会，是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法制则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民主之前提，提供公平、公正之基础，提供协调均衡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提供稳定、有序的保障机制。“法制既‘有情’又‘无情’，‘有情’是说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非常有人情味，建立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基础上，‘无情’则是对有可能产生各种危害和不良影响的行为毫不留情！”

　　“我很赞同刘丹教授的观点。和谐社会首先应是一个法制社会，而法制社会又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与保障。”深圳大学的陶一桃教授也深有同感地打开了话匣子。她认为，今天所谓的法制不健全，是指旨在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的缺乏，而非根本大法的缺乏。“然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社会对转型社会而言，是一个学习与建设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长短，既取决于政府的认知能力和执政水平，又决定着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的步伐。”

　　陶一桃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和谐社会进行了分析。她指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国社会由非均衡走向新的动态均衡的必然。“和谐社会是建筑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但绝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和谐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但绝不是一个平均的社会；是社会剩余共享的社会，但绝不是均享的社会。”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刘长龙表示，发展观的首要问题是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即出发点在哪里。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权利作为我们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我们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坚持以人为本，就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从人民的需要出发来发展经济和社会！”刘长龙越说越激动。

　　“我完全赞同你的建议！”刘长龙话音未落，济南市委党校副校长刘晓钟就接过了话匣子，“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相信谁，为了谁，依靠谁，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

　　构建和谐社会中提出的公平和公正问题，也是大家讨论的焦点之一。

　　“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在于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邴正指出，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人们一直在争论，“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搞清楚政府和企业的本质区别。”邴正认为，对企业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不言而喻的。对政府来说，公平被兼顾，则有悖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使命。

　　“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政府必须树立群众观念！”邴正充满激情地表示，公平的对象不是少数人，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发展是手段，不是目的。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社会公平，要求政府有能力建立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以保障社会的和谐。这要求政府要设计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就业、劳动保障、税收、分配、民族和宗教等政策，建立一种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社会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