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禁摩”：关键在禁止之后的救济

　　今年年底，是广州“禁摩”的“大限”。目前，全国已有35个城市“禁摩”或“限摩”。为让摩托车顺利“退出”，广州市政府正采取积极措施，尽量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关于“禁摩”、“限摩”的是与非，争论日久。“禁摩”的好处似乎已经得到事实的佐证：在广州，自2004年“限摩”以来，道路交通状况明显改善；交通死亡人数下降；“两抢”(抢劫、抢夺)发案率降低。但有一点却不容忽视，作为一种重要交通工具和一些人的

　　良药苦口。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那些牵涉面广的“铁令”，即便是良策，也需要管理者深思熟虑，对方方面面的问题考虑周到，并一一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把阵痛降到最低。唯有如此，才能使良策良好实施，成为化解城市管理问题的“良药”。

　　为此，广州早在数年前，就已划定摩托车退出期限，给了居民一个较为充足的调整适应期。在“大限”来临之前，广州市政府更将采取一系列“减负”措施。比如，为“摩的”司机进行下岗登记和提供就业培训，并为他们召开专门招聘会；扩大公交营运范围，延长营运时间，解决出行难；增加机动车的停车点，方便市民驾车出行。为让补偿金全面到位，甚至延长报废申请时间。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禁摩”之后可能带来的问题。

　　还不应止于此。摩托车作为一种较为廉价和便捷的交通工具，在部分中下收入的家庭中，有其很难替代的一面。毕竟，公交站不可能建到每一个家庭门口。一种新的替代交通工具是市民的迫切需要。一些“禁摩”城市提倡使用自行车，甚至可以考虑推广相对安全、环保的电动自行车。而目前，许多城市自行车停车场严重匮乏，自行车道早已变成了机动车道，严重阻碍自行车的使用。这些都是城市管理者亟需考虑解决的问题。

　　善政者面对问题，以“疏”代“堵”，而不是简单处置。政府在“禁摩”的决断之后，还需要给困难者以必要的“救济”。这是以人为本的为政之道，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城市需要救济式管理。这不仅体现在“禁摩”上，还体现在城市管理的各个方面。譬如，一直为社会诟病的城管执法。如果城市管理者能充分考虑小商贩的生活需求，拓展他们的生存空间，以“管”代“禁”，城管和小商贩之间的对立是否就不会那么激烈了？

　　城市管理是一门科学。政令如同法令，铁面无情。但在制定和实施中，却需要为民着想的柔情。为政者只有常怀为民、便民、爱民之心，摩托车才可能顺利退出，政令才会通畅，城市管理日趋和谐。(陈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