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振宁先生，我们需要你的乌鸦嘴

　　作者：雪里埋(作者文集)

　　10月30日，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来到东南大学，为大学生们作一场名为《我的生平》的演讲。在对于把“中国本土没人问鼎诺贝尔奖”归咎于“中国教育体制不对头”的观点表示“我完全不同意”之后，杨振宁再发惊人之语：“我一直坚信，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10月31日《现代快报》)

　　在即兴演讲中口不择言、辞不达意也许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应该允许80多岁高龄的杨老偶尔犯糊涂。但是在“一直坚信”的铿锵语调下，在不仅“大于”而且“远远大于”的强烈对比之下，让人不得不认为，该观点是杨老深信不疑的，闻者也就不得不瞠目结舌。

　　当然，杨振宁评价内地大学教育的高论有其说辞。即所谓“从本科教育和社会贡献”这两方面而言，近20年来中国高速发展，其中很大的功劳来自高校，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才都是高校培养出来的”；而美国发展已经处于稳定期，因此美国高校贡献的重要性不能和中国相提并论。

　　也就是说，在杨振宁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人才缺口非常大，高校在满足社会需求上大有可为，从而具有高等教育的“后发优势”；而美国高校的本科教育的潜力已经开发殆尽，只能在研究生教育和高端学术研究上“百尺竿头”，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即“先发优势”)也就逐渐式微。

　　杨振宁“贡献论”的信心显然来自于，中国近20年“七上八下”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美国经济近年来“三心二意”的慢速平稳增长。我想，他也坚信这样的理论前提，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这里，杨振宁显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将两种现象的相关性和因果性混为一谈。

　　不错，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目共睹，而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毋庸质疑。“高校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8%的GDP年增长率”，在现象上也存在明显的相关。但是，这种相关性是必然的和单向的因果逻辑吗？未必。

　　众所周知，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其中，当然包含了许多的自变量因素，而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制度变迁因素可谓功不可没。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属于推动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这个自变量，贡献成分的大小当然可以讨论，但显然不宜夸大其辞。

　　实际上，与其说是高等教育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还不如说伟大的社会变革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是，如今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远远落后于社会改革的进程，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人才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好意思大谈特谈”中国高校的社会贡献“呢？

　　至于“中国高校的社会贡献远远大于美国”根本不值辩驳。美国的综合实力和经济竞争力都明摆着，那是需要科研实力和人才资源来支撑的；

　　美国高等教育的发达现状也是明摆着，任何一个世界名校排行榜的前一二名都言必“哈佛耶鲁”，前50名也必然是美国高校占据半壁江山。说社会贡献，你怎么比？在我看来，现在谈论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还为时过早。实际上，随着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逐渐消失，一个自主创新的时代即将来临，科技实力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将得到凸显，高等教育将获得一个更大的贡献空间。这当然就迫切要求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体制改革，为学术自由和科技创新提供制度土壤，迎头赶上突飞猛进的社会需求。

　　对于这一点，从美国归来的杨振宁先生应当心知肚名。令人遗憾的是，杨老却三番五次地发惊人之语，为我国的高教体制叫好，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因为住着清华的别墅，在现有体制下安享晚年，就屁股决定了脑袋。可是，我们并不需要为现有高教体制大唱赞歌的“喜鹊”——有教育部大言不惭就足够了——我们缺少的恰是对着现有体制不留情面、鸹噪不已的“乌鸦”。显然，作为德高望重的大师级人物，杨振宁最有资格做这样一只“乌鸦”。因此，杨振宁先生，收拾起你的“喜鹊音”吧，我们需要你的“乌鸦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