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势不可挡 通裕两次“变身”不由自主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通裕30年的两次变身，折射了每个历史时代的特定走向，在这一过程中它和它的职工通常是不由自主的

　　★ 本刊记者/唐建光

　　从高处望下，通裕集团第一棉纺厂低矮的厂房整整齐齐地匍匐在地面，顶着一排排红色的瓦，像一片刚被犁过的田地。

　　这些陆续建于七八十年代的厂房，跻身于扬州市城南新修的道路和楼宇间，已显得破旧。而从这个母体现在已繁殖出十余家分厂和子公司，早在1997年就创造出4.8亿元的销售收入和3146万元的利润。

　　至2002年，公司的数位高层确认，那一年是通裕的巅峰期。次年，通裕被纳入扬州市58家工业企业改制行列。

　　这个时候，国企改制被称作一场势在必得的攻坚战。在扬州，乃至在全国，实际上进行着一场“改制竞赛”。据学者汪晖的调查报告，扬州市一位主要领导在会议上说：“扬州不存在不需要退的企业，也不存在不能退的企业，更不存在退不出的企业。中小企业要坚决退，大企业也要有序退。困难企业要全部退，好的企业也要积极退。”

　　正是在这个时候，深圳地产商人刘俊涛及其深圳滢水集团，来到扬州。

　　“红帽”伏笔

　　而要由国企改制为民企的前提，是通裕必须是国有企业。而这却成为现在的一个争议疑点。

　　据汪晖等人的调查，通裕的前身是建于1958年的国营扬州棉纺厂，后历经名称变迁，1962年市政府决定将原地方国营扬州线厂改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直至1997年江苏通裕纺织集团公司仍为集体企业。

　　但这一年，公司高层决定将通裕改为国有企业。据曾参与其事的一位公司原副总经理向记者表示，“改制”的初衷是为争取国有企业才能享受的优惠政策，在政府支持下，遂以“恢复全民企业”的名义得遂。

　　而其间，公司普通职工并不知情，更不知道变更的实质含义。因为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所谓“集体所有”，并不能落实到其“所有者”职工的实际权益上，而国企让他们更能获得安全感和荣誉感。而在当时私企改集体，集体改国企的“戴红帽子”潮流中，这一“改制”为下一轮改制埋下伏笔，其后果直到6年后才被察觉。

　　为何只有刘俊涛？

　　而在当时，刘俊涛并不是惟一竞购者，传闻中有多家来自国内外的竞争者，在通裕内部，他至少还面临两个对手。

　　一个是以董事长马宝祥为首的管理团队，他们提出了经营层收购的方案。但这一方案遭到了部分职工的反对。后者关于管理层腐败的指责，使得经营层收购方案被政府否决。而殷等提出的职工收购方案，也没有得到认可。

　　政府还否认存在其他外部竞购者，于是并无纺织业资历的刘俊涛成为最后的赢家。2004年6月，扬州纺织控股投资公司与刘俊涛新设立的润扬集团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次月获得扬州市政府的批复。

　　而原告则对这次交易的合法性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根据国办转发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改制方案必须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职工安置方案也需经过职代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而通裕的职代会审议改制方案和安置方案均是在协议获政府批复之后的“补票”。

　　而且政府未经公开竞价即否定职工提出的改制方案，也侵害了职工的公平竞争权。

　　而事实上，两位公司原高层向记者表示，政府为了保障改制顺利进行，通过管理层对职工尤其代表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对那些可能的反对者更是人盯人“承包”。而在职代会安排座位时，在反对者周边均安排了支持者，防止互相“串联”。

　　这两位高层表示，改制方案得以过关的大背景，一是大家认识到国企改制是大势所趋，二则身为国企职工，职工对政府和经营层仍然是信赖的，而国有企业传统的组织纪律和思想政治工作，也是重要的保障。

　　转制成败

　　这样，刘俊涛以接受全部职工为前提，以8折的价格，即8600万元获得了通裕集团85%的股权。

　　对于这一价格，扬州纺织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说明是，这是“根据当时省、市政府有关股权收购一次性付款可以享受八折优惠的政策，同时考虑到改制后的企业全部接收近4000名在职工”而确定的。

　　不过对于2006年的状况，按纺织经营公司总经理林群的话来说，是“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这位改制的主要操作者之一说，一是棉花涨价导致成本攀升，二是质量不稳定给销售带来困难；而生产和质量的问题，则与人员流失有关系。

　　按照林群提供的数据，改制迄今有700多名职工离职，而职工补充说，加上内退的，共走掉约千人。其中管理层已走掉了一半，总经理已换了三个。

　　当然，并不能把这些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改制。接受本刊采访的职工，从高层到普通职工人，都不怀疑改制势在必行，因为国企之弊是明摆着的。但是改制应通过什么途径，如何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职工权益不受损害，以及如何减少及妥善应对改制带来的动荡，并不是没有他途可走。

　　原告们的诉求，也是要求法院撤销关于股权转让的批复，使通裕重回政府怀抱。

　　更多的离职职工则希望藉此重回到通裕。这些陆续拿着 “身份置换金”(多数一到两万元)离开通裕的人，少数中高层开始了重新创业，而多数职工则前途迷茫。

　　女工占职工的7成以上，她们十八九岁进厂，离职时35～40岁。而走出厂门后，才发现自己别无所长，难以重找工作。

　　但“回归”的前景不可奢望，一是国企改制势不可挡，二则如殷子宏转述原市经委一位官员与职工对话时所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姑娘与人家结过婚总不能拖回来作处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