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资本自由、个人效用与社会秩序

　　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理当自由流向回报率最高的地方。但资本能否自由流动，不仅取决于经济活动，更取决于外部环境。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资本的自由度自始至终都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提升。换言之，正是因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将政府管得过多、管得过死、管不过来的东西交给市场，资本的活力才得以迸发，经济才得以持续快速增长。

　　个人选择、自愿交易和自由竞争是资本自由的内在要求。政府尊重个人产权，保护私有财产，国有企业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政府准许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减少甚至放弃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都可以视为政府对资本的“松绑”。以“松绑”为方向的改革适应了市场经济对政府管理的要求，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个人效用最大化和企业效益最大化才一步步变成现实。

　　政府通过约束自身行为为各类企业创造自由发展的空间，但需要明白的是，通过激发“理性经济人”谋取利益最大化的活力，本身并不是政府管理的目的。政府管理的根本目的，应该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公民的安全感和社会稳定。作为资本拥有者，企业家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一方面应该自觉将自身行为约束在法治框架内，避免因资本非法运作触碰法律红线，另一方面，应该通过上缴税收充实公共财政，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

　　自由可以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以自利为出发点，积极自由以利他为出发点，并通过利他使自己享有更充分的自由。从这个意义说，企业在资本自由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应该努力实现与政府和公民的良性合作，这才是更高层面的积极的资本自由。积极的资本自由要求企业不单纯以逐利为目的，而是通过回报社会将追求财富与履行社会责任有机统一起来。

　　名列30个省区市前茅的资本自由指数，见证了政府深化体制改革和优化投资环境的努力，也理当让企业家意识到肩上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唯有如此，整个社会发展才会健康、和谐而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