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第三季度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该中心平新乔教授抛出的一份报告，颠覆了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称的论调。这份名为《中国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趋势与公共管理成本》的报告指出，2004年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就已达到3万亿，已占到GDP的19%，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进行公共事业的支出。在这份报告中，还显示一些发达的地方公共开支和GDP比反而更低。（《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1日）
这份报告撕下了地方政府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当前的公共用品不足的问题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关系，不过是很多地方政府为自己狡辩的台词。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预算外支出，成为当前财政体系中的灰色地带，隐藏着巨大的猫儿腻。这部分收入和支出不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之内，不在中央政府的监管范围之内，不在公众的视野之内，是明显的“三不管”，因而其征收和花消都只有地方政府说了算。正因如此，其征收和开支打上了强烈的长官意志的烙印，因地方长官的个人爱好以及政绩需求而决定。也因此，这些钱会倾向于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见效快的政绩工程，而难以投向教育、科技、医疗、社保等公共产品领域。
从财政的角度来看，这来自于“事权”与“财权”本身配置不当。但是，换一个视角来看，政府对公共用品的投入本身就缺乏强制性的规定。在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用品领域，只有教育领域对财政的投入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卫生医疗、社保等等都还没有把政府的责任提高并明确到法律的层次。不过，应该看到，法律对政府责任履行不到位也无可奈何。多年以前，政府就承诺教育经费要占到GDP比重的4%，但现在还没有达到。就是说，当前缺乏对各级政府公共投入的强制性约束机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地方政府手中的钱就会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即便将来，“事权”和“财权”配置合理了，恐怕情况也不会有所改观。只有明确各级政府的法定责任，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也才能明白自身的责任。也只有通过强制性地扩大公共用品的开支，才能有效压缩那些不必要的、浪费性的行政开支。
本报评论员于德清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