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事求是”

　　解决如何掌握实际情况的问题，是当前实事求是面临的主要矛盾

　　论“实事求是”

　　世说新语

　　银寿

　　“实事求是”有两层意思，相当于认识的两个阶段:一层是掌握实际情况，大致相当于感性认识阶段；一层是探索普遍规律，大致相当于理性认识阶段。

　　“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开放以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根本性问题，相继提了出来。这些根本性问题，决定改革方向、发展模式、治国方略等大是大非，大是则大前进，大非则大后退，是非混淆则难免曲折和反复。而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有赖于我们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达致规律性的认识。这是实事求是的目的。

　　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看，从近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看，应该说，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目前的关键还在感性认识，也就是要先解决如何掌握实际情况的问题。掌握实际情况，是规律性认识的基础。基础不牢靠，建不起高楼大厦。一项决策，如果依据的事实是假象，就会南辕北辙，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产生严重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做到实事求是，不必“好高骛远”，首先要解决好感性认识这个“初级阶段”的问题。决不是“初级阶段”比“高级阶段”重要，实在是“初级阶段”的问题很多。“初级阶段”的问题不解决，“高级阶段”的问题甚至并不成立，其表现出来的问题往往要回到“初级阶段”去找根源。比如过去“放卫星”、“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的“高级”错误，其初始根源不过就是弄虚作假而已。

　　解决如何掌握实际情况的问题，是当前实事求是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解决？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讲真话，就是每个人都养成说真话的习惯、全社会形成说真话的氛围。

　　一言以蔽之，实事求是从说真话开始。本来，说真话似乎只是对小孩子的要求，我们做大人的，常常教育小孩子要说真话，碰到小孩子说假话就会非常苦恼，觉得“坯子”要坏了。但我们大人说的都是真话吗？有几成是真的呢？其实，说真话是根本不需要教育的，只要大人习惯说真话，小孩子自然就说真话了。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景十三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思是说，研究学问要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从中找出真实的结论。

　　“实事求是”成为现在人们熟悉的一句成语、一个概念，是由于“文革”后邓小平的大力倡导，并重新确立为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其内涵，人们普遍接受毛泽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改造我们的学习》)根据这个古为今用的经典解释，“实事求是”有两层意思，相当于认识的两个阶段:一层是掌握实际情况，大致相当于感性认识阶段；一层是探索普遍规律，大致相当于理性认识阶段。

　　根据汉语的特点，“实事求是”既有出典，又有理论化的解释，是一个“品位”很高的用语。但事实上，如同许多其他高品位的用语一样，它现在变成一句口头禅，“平庸”化了。也许有人说，平庸化好啊，便于大家接受和使用。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思想通过说服性语言为大众所接受当然好，但前提是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否则，思想不是被歪曲，就是趋于浅薄和庸俗。“实事求是”就有这个问题。

　　比如常常听到有人说这样的话:“这件事，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要实事求是嘛！”这里讲的“实事求是”，其实只讲了一半的意思，即“实事”，就是尊重事实(“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反映实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认识论上说，属于感性认识的范畴，离理性认识、特别是达致规律性认识还很远。所谓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从历史活动、现实生活中直观地看，规律是众多的、乃至(从理论上说)无数的事实或现象中由于相似性的反复出现所体现出来的趋势。规律性认识要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过程，要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是认识的高级阶段。之所以必须注重规律性的认识，乃在于规律性认识上的失误，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遭遇的艰难曲折，归根结底，在于没有正确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开放以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根本性问题，相继提了出来。这些根本性问题，决定改革方向、发展模式、治国方略等大是大非，大是则大前进，大非则大后退，是非混淆则难免曲折和反复。而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有赖于我们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达致规律性的认识。这是实事求是的目的。

　　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那么，实事求是关键在理性认识么？不一定。这要看具体历史时期认识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看，从近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看，应该说，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目前的关键还在感性认识，也就是要先解决如何掌握实际情况的问题。掌握实际情况，是规律性认识的基础。基础不牢靠，建不起高楼大厦。一项决策，如果依据的事实是假象，就会南辕北辙，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产生严重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做到实事求是，不必“好高骛远”，首先要解决好感性认识这个“初级阶段”的问题。决不是“初级阶段”比“高级阶段”重要，实在是“初级阶段”的问题很多。“初级阶段”的问题不解决，“高级阶段”的问题甚至并不成立，其表现出来的问题往往要回到“初级阶段”去找根源。比如过去“放卫星”、“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的“高级”错误，其初始根源不过就是弄虚作假而已。当然，为什么弄虚作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大略言之，如果是故意弄虚作假，属于道德问题；如果是非故意弄虚作假，则属于水平问题；如果是不得不弄虚作假，就属于政治问题了。

　　感性认识是认识主体通过感觉器官在与认识对象发生实际的接触后产生的。毛泽东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论》)掌握实际情况，直接接触实际事物是极其重要的，但却是不够的。现实中有大量的情况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了解的，比如媒体的报道、专门部门收集的信息情报、人们交往中的口耳相传，等等。前者叫做第一手资料，后者叫做第二手资料。实践证明，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掌握可靠的两手资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掌握第一手资料不容易。原因多种，显见的两条:第一，感官有时也骗人。一般人相信耳闻目睹，尤其相信“眼见为实”。其实，耳听固然常常为虚，眼见也未必处处为实。“魔术”就是一种障眼法，使不可能的事情“发生”。这种“公然”的骗术，说明人类的直接观察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自然科学的大多数领域，人类的直接观察是既“失聪”又“失明”的，不借助于科学仪器(如声纳、显微镜、天文望远镜等)就会一事无成。

　　第二，很难避免片面导致的失真。盲人摸象就是最好的例子。大象长的什么样？摸到大象腿的说像一只圆桶，摸到大象尾巴的说像一把扫帚，摸到大象腹部的说像一面鼓，每一个盲人都把自己摸到的那个局部的“真”(腿的确像圆桶、尾巴的确像扫帚、腹部的确像鼓)当作整体的“真”(大象)。现实生活中，从一个角度、一两个方面或一件事、一两次表现观察事物，就以为看到了事物的全部，就作出一个整体的判断，这样以偏概全的例子比比皆是。事实上，由于人的精力、时间，观察的工具、方法，观察对象的范围、性质等多方面的限制，人的直接观察很难避免片面性。

　　掌握第二手资料更不容易。原因多种，显见的也有两条:第一，信息传递故意造假。有些造假是被迫的，封建时代说真话要冒杀头的危险，现代社会大大进步了，但说真话在一些领域还是要冒一定的风险。毛泽东曾经看到过这个问题，他在1959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有些造假是故意的，目的不是媚上以邀宠(主动的非被迫的)，就是媚俗而趋利(市场化民主化条件下的新表现)，不外毛泽东早就指出过的:“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

　　第二，信息传递客观失真。生活中的经验告诉我们，口耳相传的信息，每经过一个人，就会多少变样，以至面目全非。其中固然不免搀杂故意的成分，但也有客观必然性。其实，不管哪一种信息传递方式，传递的层次越多、次数越多，失真的程度就越大。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人在接受信息时有某种喜欢假话、相信假话的倾向。相对于体制和社会风习强制或诱导的造假，这种心理倾向可归类为一种客观因素。假话有人愿意听，是因为好听。古人早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说法。《战国策》载有“曾参杀人”的故事:一个与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跑去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母不信，说我儿子不会杀人；一会儿又有人跑去说曾参杀人了，曾母还是不信；过了一会儿又有人说曾参杀人了，这下子曾母害怕了，赶紧跑了。假话说得多了，尤其经过多人传递，不由你不信。这似乎应了那句话:谎话说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

　　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常碰到。所以说，解决如何掌握实际情况的问题，是当前实事求是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解决？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讲真话，就是每个人都养成说真话的习惯、全社会形成说真话的氛围。巴金在文革后出版《随想录》，呼吁说真话。他认为文革的产生是由说假话造成的。他正确地指出: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可大致归纳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出于责任，敢说真话。巴金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人有各种社会角色，相应地承担着各种责任，说真话是履行责任的前提。一种是出于道德，愿说真话。巴金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有道德感的人，说真话心情舒畅，不说真话心不安，倘若习惯说假话那简直就不成其为人了，也就是通常说的“缺德”。还有一种是个人的责任感、道德感与适宜的社会风习相结合，习惯说真话。巴金说，他的敌人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障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这就是要通过坚韧不拔的斗争，通过建设性的努力，造成说真话的社会风气，使说真话没有风险，没有说假话的动力或外部压力，使说真话成为做人的起点，成为与人交往、被人接纳的前提，说假话社会不认可，被人瞧不起。

　　值得指出的是，对片面之“真”的陈述不是真话。根据利害关系有选择地讲话，“讲该讲而且可以讲的话”，这并不能造成道德上解脱的借口，因为讲多讲少似乎都是真的，但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比如，在审判举证中，只陈述一部分的事实，可能增加嫌疑人的嫌疑，陈述另一部分事实，则可能减轻嫌疑人的嫌疑甚至洗脱干系。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把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也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说真话。如果每个人都说真话，或者大多数人说真话，那么，即使有人难免以假为真，有人故意弄虚作假，也能够通过众多言论相互之间的印证、比较、辩驳、补充，来去伪存真。

　　一言以蔽之，实事求是从说真话开始。本来，说真话似乎只是对小孩子的要求，我们做大人的，常常教育小孩子要说真话，碰到小孩子说假话就会非常苦恼，觉得“坯子”要坏了。但我们大人说的都是真话吗？有几成是真的呢？其实，说真话是根本不需要教育的，只要大人习惯说真话，小孩子自然就说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