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振宁为何爱说中国教育好话

　　唐建华

　　10月30日下午，世界著名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在东南大学大礼堂给众多学子做了一场演讲。讲座结束后，针对学生问的“如何看待大陆的大学教育”这一问题，杨振宁表示从本科教育和社会贡献这两方面而言，即便是中国一般的高校都很成功。“我一直坚信，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

　　虽然杨振宁在讲座过程中也提到中国研究生教育与国外不少国家存在不少差距，但从去年在乌鲁木齐说的“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到现在的中国高校对国家贡献比美国大，给人的感觉就是：关于中国教育的好话似乎都给杨振宁一个人说光了。

　　其实，如何看待中国教育完全是他个人的自由，其说中国教育的好话并非毫无凭据，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对中国教育说一些有偏袒性色彩的话语似乎有些不妥。

　　公共知识分子在享有种种“特殊待遇”的同时，就应该履行其公共的义务，站在公众的立场，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评议保持其应有的公共性及批判性。事实上，公众对杨振宁所说的“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赞成的声音寥寥，对其所说的“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则更是口水相向。

　　笔者认为，杨振宁之所以喜欢说中国教育的好话，主要是因为他本身是中国教育少数的既得利益者，无形之中成为中国教育正面的代言人，享受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待遇，却与公众渐行渐远。这或许正是当公众在抱怨中国大学教育收费过高、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一系列教育弊端的时候，而杨振宁老先生在奋臂高呼“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教育非常成功”的根本原因吧。其结果不仅会削弱知识分子公共性与批判性，隔离公众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还会对一些教育官员及公众产生麻醉作用，阻滞中国教育的发展。

　　笔者一直期待着，像杨振宁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享有话语权的同时，能够从公众的利益及立场出发，对现实问题多一些批判，少一点奉承和拍马。这不仅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性及批判性的体现，更是中国教育与公众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