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语境下的个案走向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印象，法律似乎和案例没有关系，所有那些个案中最值得法律人去思考、去感受、去发现的时代背景，社会变迁，个人命运等活的元素都被忽略了

　　吴革

　　“文革”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

　　我更愿意将这个运动称为“法律移植时代”。截止到2000年，新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虽然今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立法仍然是权力机关，法学家等社会精英兴趣所在，但民众的兴趣已经开始转向了，他们的兴趣从立法转向了个案，他们开始着手测试那些写满权利的被称为“法”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2003年孙志刚案是转折点。从此，一个“后法律移植时代”已经开始了。

　　二十多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我们欣喜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例如公平问题，个案与法治关系问题，这些关涉我国法治走向的大问题应当引起立法、司法机关和法律人的高度重视，并逐步加以完善。作为成就，我们可以搬出一部最好的宪法、数百部法律，数万个行政法规，这也不过是说明我们有了数量可观的法律文本。而这场变法运动的反思之一，我们能不能换一下思路，我们不要为究竟采纳了谁的法律文本而争执，不要因为法律规范和立法技术优美而陶醉，我们能不能认真观察、研究几个个案？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印象，法律似乎和案例没有关系，法律是脱离了具体案例的法律。有的案例教学，把个案所有的社会性都抽取掉，把一个生存所逼，走投无路，讨薪杀人的农民工杀人案，说成是：某甲因工资纠纷杀人，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当判处死刑。在这样的案例教学研究中，所有那些个案中最值得法律人去思考、去感受、去发现的时代背景，社会变迁，个人命运等活的元素都不见了，当事人完全可以不考虑其背景而用符号代替，再复杂的事件也被提炼为抽象的法律关系，公平正义的判断取决于严格适用相关的法律文本。而法学家的任务仅仅在于对法律法规的逻辑阐明，司法机关的司法，其实是为实施他们对那些写在纸上法律的正确理解；个案，不管其如何特殊，如何新颖，必然受到既有法律梳理，在这种情况下，最能够反映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个案，蕴藏着最大创新机会的个案被人们不经意之间冻结了。

　　这里以被称为“中国网络第一案”的湖南湘潭女教师黄静致死案件(以下简称黄静案)来说明法律移植和法治的关系。人们关注黄静案，其实是在关注他自己的命运，关注一个生命的遭遇。从法律上讲，生命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当一个人生命终止了，我们有权利知道他(她)的生命是因为什么被终止的。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对生命的价值尊重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仅有了“人本主义”的提法，民间也不断通过个案表现他们对生命健康权的高度关切。黄静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通过对一个年轻美丽的小学教师非正常死亡的关切，借助网络来表达他们对生命的关怀。所以，黄静案是用黄静的名提出了公民生命权的保障的时代话题。当然，与此同时，黄静案也借姜俊武之名，再一次重申了刑事被告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