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文化焦点•“文学死亡”：“包养”体制的穷途末路

　　■石勇

　　这几天，著名作家洪峰因单位沈阳市文化局扣发工资而当街乞讨的事闹得沸沸扬扬。鉴于其内嵌于“文学已死”和用纳税人的钱来“包养”作家的体制被千夫所指的背景，这一事件迅速形成公众关注的焦点，并获得了远超出洪峰及拥趸们所解读的“作家乞讨”的意义。

　　当街乞讨：“维权”还是撒娇

　　众声喧哗中，有人认为，洪峰这样的著名作家当街乞讨是“我们时代的耻辱”。更有人高呼：“洪峰是在替所有中国作家乞讨！”

　　问题在于，洪峰在“维权”时，按“劳动关系”其身份是“文化局工作人员”，而不是“作家”。但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工作人员不在单位存在和干活而拿钱。他的乞讨不过是以“作家”的身份谋求继续包养。看来，一个在这个时代继续谋求“包养”的作家无能的耻辱变成了我们时代的耻辱、谋求包养是如此理直气壮———这些作家果真是一群不需要理睬现代社会的诸多游戏规则的特殊动物。

　　洪峰“维权”的依据是多年前的长官意志。或许他很有“权利意识”，但不知他是否考虑过纳税人的权利？长官、体制许给他房子、工资和不坐班的待遇，但这一切都是纳税人在替他买单。换言之，他的“权利”本身乃是一种由体制所保证、不提供公共产品却享用纳税人的血汗钱的特权。

　　“包养”作家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怪胎实际上是包养者和被包养者的一种合谋，他们通过相互美化而发挥出强大的社会控制的功能，并且彼此心照不宣。“包养”虽然在向市场社会的转轨中合法性遭受质疑，但体制延续至今。

　　洪峰们这种特权享用了那么多年，已形成一种固定的心理定势，不习惯“按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思考”。作为个体，他和其他被“包养”的作家只不过是由体制保证的既得利益者而已。现在这一既得利益摇摇欲坠，他要“维权”，向主子撒娇了。作家可以要求继续由纳税人出钱履行“包养”的“合同”，但纳税人的权利谁又来维护呢？

　　“包养”后遗症：对民主与规则的不适应

　　“包养”如果形成“制度”，便会在被包养者的身份的价值排序和精神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包养”特征。被“包养”者的身份被体制所承认（甚至是体制赋予）并且纳入了社会的价值排序中，且相对来说位于高端，它在社会中的折射使它变成了一种“大众共识”。

　　既然作家这种身份是体制所承认（甚至是体制所赋予）的，未获得体制“认可”、具有“作协会员”身份的那些同样是搞“文学创作”的人自然也“正规”地算不上是作家，他们更是无从享有“作家”的那种荣耀和内嵌于体制内的资源配给。

　　因此，被“包养”的作家对冒充为“大众共识”的身份的价值排序的认同和对与资源配给等联系在一起的优越地位的迷恋使他们在精神上依附于“包养”体制，与其处于一种共生结构中。他们害怕失去这些东西，就必然害怕“包养”体制的崩溃。

　　基于某种道德上的焦虑，他们可以有文人的那种假装反体制的撒娇，但还是不能隐藏住他们按“包养”体制的规则进行思考和行动的真相。洪峰在这个事件中似乎颇有些“道德色彩”，但无论是他写信给领导的行为，还是“担心自己从这个工作了30多年的体制中脱离”的夫子自道，以及“很希望能到和自己对口的机构（作协或文联）”的内心流露，都表明他根本离不开包养体制。

　　这就是“包养”的后遗症。它让一个“著名作家”失去了“独立之人格”，只能寄生于体制之中，更不要谈对民主和市场社会规则的认同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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