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泳技藏气枕　文弱书生决心逃港

　　练泳技藏气枕文弱书生决心逃港

　　广州知青梁广源下水偷渡前夕命运现转机

　　广州1976口述史[29]

　　■讲述背景

　　由于毗邻香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以孤注一掷的心态，与命运做一把豪赌。

　　“有段时间一度发展到，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广州知青梁广源亲身见证了大历史背景下这独特的一页，甚至也曾作出过偷渡的计划。

　　就在他苦练泳技，寻找合作伙伴，准备好偷渡工具之时，突然传来消息——广州要在知青中招一批工农兵学员。

　　几乎是在一念之间，梁广源选择了留下，他要为自己的命运做最后一搏——参加考试。他成功了。偷渡，与他擦肩而过。

　　三十多年后，回顾当初，他说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1976广州口述史，复活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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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明“1976·广州口述史”栏目收)

　　1976年，我最深刻的记忆是我所经历的结婚风波。因为我妻子所谓的出身问题，在结婚前夕，组织上出面干预，说我作为一个重点培养对象，不宜与她结合，否则便无法入党。在政治生命与爱情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我当初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我有多么高尚的情操，只是基于当初我们在深圳宝安做知青时，那一句轻轻的承诺。

　　——梁广源

　　青春的时光

　　竟在苦恼、忧郁的长夜中度过

　　人生的路程

　　又如此遥远漫长

　　青春的火焰

　　就在不毛的山地熄亡

　　……

　　来不及告别一声，我走了

　　只有站在荒芜的山野

　　向故乡道别，久久张望

　　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

　　时间为我翻着书页

　　年华敦促我下笔

　　我去了，去写那明天的乐章！

　　——在偷渡计划安排妥当后，梁广源写了一首长诗

　　讲述人：梁广源

　　1949年生于广州，现为广州市第十六中学教师。“文革”爆发时，为十六中一名初二学生。1968年，到深圳宝安插队，开始了5年知青生活。1973年8月，经考试成为工农兵学员，在第一师范学校(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前身)读体育专业。1975年，毕业后被分到东山区教育局工作。1976年结婚。妻子是在同一个村插队的广州知青。

　　为“红宝书”同学间彻底决裂

　　1966年，我在广州十六中读初二。批判是从教育界开始的，认为建国后培养的都是“封资修”的接班人。那时的歌我还记得：“十七年的账要算，十七年的债要清……”

　　跟着就是停课闹革命。北京传来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后来又加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学校里就此问题展开了大辩论。我父亲是工人，但是祖父被查出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所以，也受到牵连，属于出身不好的一类。

　　旁白：该对联于1966年7月29日，由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并由此在红卫兵组织中展开了“血统论”斗争——“红五类”与“黑七类”的对阵。

　　此前，同学关系是非常好的。但是，政治狂热把天真纯朴给扭曲了。一件事让我们之间彻底决裂了。

　　那时，所有同学都以拥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或像章为最大理想和光荣。1966年八九月的一天，我们班一个红卫兵头目走进教室，讲台上放着十来本大家心仪已久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这个同学说，想要“红宝书”的，站出来！“哗”的一下，全班同学都站了出来——谁不想要啊！该同学讲了一番时髦的革命大道理后，开始点名，被点到的自然兴奋又得意，上台领书时，那个红卫兵同学和他们又是握手，又是拍肩，勉励做好接班人——俨然一副中央首长的样子。

　　“红宝书”发完了，没领到的很失落。但事情还没完。这位红卫兵同学开始对我们大骂：你们这些狗崽子，是“黑七类”的孩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还有脸要“红宝书”……说了很多侮辱语言。不亲身经历，就难以体会我们当时的心态，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

　　就在此事不久，有一批北京的红卫兵来广州串联，说已经开始批判“血统论”，应该组织不同的红卫兵。所以，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加入了高年级同学的组织。红卫兵之间的派性就这样形成了。

　　不久，就是“破四旧”和揪斗“牛鬼蛇神”。我校很多英语老师是归侨，平时穿着更为俏丽时尚，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有一次，我亲眼目睹，英语老师穿着裙子来上课，被同学围住批判，还拿墨水倒在她裙子上。老师当场就哭了。

　　还有一个姓廖的同学，和我很要好。不知什么原因，他父亲被定为“牛鬼蛇神”。有一次，在白云路老火车站旁，红卫兵们把两张乒乓球台并在一起，让他父亲站上去。我那个同学也在现场。开始，大家都还只是文斗。但到晚上8点多，又来了一批高年级的红卫兵，是我这个同学的姐姐就读的铁一中的同学。他们一到，马上把同学父亲的手反绑起来，喝令跪下，随后拿出剪刀，“咔咔”把头发剪了。最后，我记得很清楚，一个红卫兵将跪着的同学父亲一脚从台上踹到了地上。然后，押着他到火车站。我同学和家里其他人也一起被遣返。我只记得他们被押进售票厅。由于外面围了很多人，我看不见那位同学的样子。此后整整四十年，一直没他任何消息，也不知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女生井边洗澡男生路旁冲凉

　　旁白：在经历前两年的狂热后，1968年，广州的学校普遍开始“复课”闹革命。下半年，学生们开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8年11月8号，如同我的生日一样，铭刻在心里。就是从这一天，我离开生活了18年的城市，开始了5年的知青岁月。那天早上，我打着背包，提着水桶，步行到白云路，坐火车到宝安插队。很多人敲锣打鼓地送我们，上车后，心里却是一片茫然。

　　三小时后，到了深圳——当时，深圳还只是一个小镇。我被分到了西乡公社固戍村。生产队离海只有30米，当地人叫基围。一见之下，大为震惊：所谓村子，就是沿着一条河沟建的两排房子。房子完全是用松皮、稻草搭成的，有点像吊脚楼。没有厕所，掀开一块木板就直接大小便，秽物就扑扑通通地掉进河沟里。就是这样的房子还是从老乡家里借的。

　　我们4女9男13个知青就在这里落脚了。一去就赶上了秋收，第二天早上4点，老乡喊我们起床吃饭。这么早，哪能吃得下？只好踏着月光睡眼朦胧地赶到田里，拿起镰刀割稻。整个生产队900多亩田分成13块，最小的45亩，最大的80亩。算上我们知青，总共108个劳动力，要赶在两三周内全部割完打粒，劳动强度相当大。但好在年轻，总算熬过来了。

　　除了劳累，用水也是大问题。基围离海太近，没有淡水。我们每天冲凉都要翻过一座山头才能找到两口井。大家约定俗成，女生在靠里的井边，男生在靠路的井边。已是十一二月的天气，虽然是南方，也很凉了。大家每冲一下，就放声大叫来抗寒。唱歌声、嚎叫声在山里此起彼伏。

　　梁广源日记摘录：1969年11月

　　一年前，我们还是那样的天真烂漫，幼稚可笑；一年后，在广阔天地的阶级斗争里闯，在繁重的劳动里练，冲去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谁说农村没奔头？广阔天地炼红心。实践使我懂得，三大革命需要我们投身，斗批改任务需要我们完成，农村落后面更要我们年轻一代和全体人民一道去改变。勇敢前进吧，亲密的战友们！

　　笛声做伐奠定灶台前的爱情

　　刚下乡时，国家给我们每人发了230元补贴，其中50元就直接给了接待我们的农民，让他们负责我们半年伙食。半年后，我和另三个广州知青，组成一个团队，在一起开伙。

　　下乡时间长了，激情慢慢消失。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常感到很茫然。我喜欢文艺，随身带了一支笛子。晚上没事时，会到田边对着大海吹上一段。也是在这时候，我和一个女孩恋爱了。她叫赵雅丽，是广州34中的，和我们一起开伙，现在是我的妻子。她后来告诉我：你以为你是怎样“沟”到我的，还不是你的笛子吸引了我！

　　最初，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互相有好感。开伙一年后，一天晚饭时，赵雅丽还没回来——她做赤脚医生，总会回来得较晚——另两人突然提出要分伙。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这个人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差，不会做饭，更不会缝缝补补的。不知道接下来一个人该怎么过。吃完饭就跑出去接她。她安慰我说：煮饭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一起煮！

　　不久，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我每天都会在下间(厨房)烧热水等她回来冲凉用。而她回来后，就陪在我旁边聊天。聊着聊着，一锅水就烧干了。于是再往里添水。就这样，水烧干了一锅又一锅，感情也越来越深。那个灶、那锅水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其实，当时也没什么山盟海誓，只说了一句：相聚在广州！

　　虽然感情上有了依托，生活依然非常艰苦。当时的政策是：谁养猪谁吃肉。农民养猪可以“卖六留四”，知青没猪养自然也没肉吃。偶尔会有好心的农民偷偷送我们五毛、一块的肉票，只能这样借机解解馋。最艰苦时，我劳动一年，只分到了7块钱。

　　来自彼岸花花世界的诱惑

　　梁广源日记摘录：1971年

　　这些日子，思想很混乱，觉得没有奔头，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回到广州工作。看到不少朋友到工厂后生活过得十分有意义，想到自己的处境和前途，无言以对，吁天长叹。许多知青的思想都是不安心的，海南岛的战友也一样。希望调回广州工作，几乎成了我们最强烈最大最唯一的精神寄托。今天的我啊，较之三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1971年开始，我们火热的信念开始动摇。尤其是陆续有人通过各种关系回城了，留下的人更感苦闷彷徨。一种叫“碟仙”的活动秘密流行起来。一帮人聚在黑屋子里，靠一个小碟子占卜自己的回城时间、落脚点等等。这种迷信活动如果被发现将是大罪。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反映出当时的心态：就如玻璃瓶中的苍蝇，看得到光明，找不到出路。

　　很多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对岸。宝安毗邻香港，早在我们刚到时，组织上就经常宣扬抵制资本主义侵蚀，还掀起过“抵制八分钱”活动。所谓的“八分钱”就是指邮票(当时一张邮票价格为八分钱)，就是不要和香港有通信联系，更不能接收来自香港的东西。

　　那时，香港在我们的概念里就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是，不论怎么宣传，事实最有说服力。偶尔有香港人回来探亲，他们吃的带的，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先进东西，差距实在太大了！

　　所以，我们还是常偷听香港电台。由于距离太近，大陆的干扰也特别严重。但我们很有耐心，哪怕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也好。香港的歌曲开始在知青中偷偷传唱，《蔓莉》、《往事只能回味》等。我至今还记得那旋律和歌词：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光难倒回，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吹绿了花蕊，你已经添了新岁……

　　在长年八个样板戏的情况下，这些歌听来耳目一新，而且很符合我们当时彷徨忧郁的心态。所以，迅速传唱开来。

　　偷渡成风失败者下场很惨

　　梁广源日记摘录：1972年6月6日

　　今晚，治保会找我开会，了解了一下高××、冯××剩下的物件，而且告诉我：他们偷渡被抓了。我似乎没什么感触，因为这早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从他们平常的言行表现，从我们长期以来的分歧，他们总是会逃走的。

　　终于，有人开始偷渡了。开始是零星的几个人，后来越来越多，有知青，也有本地农村青年。

　　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个下水点在海边公路125公里路标处。最适合的时间是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就是在这段时间下水，会很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否则，极费力不说，还可能被潮水给送回来。

　　当时，边防军巡查得很严格，但总有人能想方设法蒙混过去。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但是，偷渡是一件极冒风险的事情。边防军配有狼狗，嗅觉极灵敏，我们常常看到偷渡不成的知青被押送回来时，已经被狼狗撕咬得衣衫褴褛、伤痕累累。回来之后，自然不会有好结果，本地有关系的还好一些，外地知青就要被关押一两年。所以，偷渡者都抱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信念。

　　不过，即便能够下水，也只是成功了一半。很多人突然体力不支或抽筋，就只能大声呼救，幸运的能够被渔船救下。

　　除游泳外，还有人选择坐船。泳圈、气枕等在当地都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拿出来，所以，很多人拿乒乓球拍当桨，用被子当帆，下水后努力往对岸划。下水前一般都会准备好一些炒米饼当干粮，随身携带，以防发生不测，好歹有东西充饥。

　　那段时间，很多知青只要有机会回广州，就会苦练游泳。为对付边防军的狼狗，我们中间还悄悄流传着一种说法：狼狗怕老虎屎。偷渡时身上装几粒老虎屎就不会被狼狗发现。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依据，我也不知道。但那时确实有人到动物园搜集老虎屎。

　　下水前夕命运现转机

　　梁广源日记摘录：1972年8月

　　公社举办的中央24、25号文件学习班就要结束了。黄主任在讲话中布置了工作任务和方法。他还讲了一个重点联防外流偷渡的倾向。总结了我社今年八月以前外流偷渡的就有七十多人，其中三分之二被抓，现在县里在龙岗公社新辟了一个“教养收容所”。那些抓到的和犯有外逃思想的人都要送到里面集训。

　　……那天在南头宣判的大多数都是青少年，共6个，最小的18岁，最大的24岁。一般偷渡的人要关半年到一年，重犯关一到两年。自带口粮和伙食费，直到认为教育好了才放。看来，我队外逃被抓的那三个人得在收容所待几个月到半年。

　　偷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段时间一度发展到，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我们那些知青中，至少一半都偷渡过。所以，中央甚至下了“清(理)边(防)”命令，要求所有深圳知青都迁移到海南。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不了了之了。

　　偷渡风潮开始很长时间，我都没动过念头。主要是我这个人特别传统，建国后的教育对我太根深蒂固了，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叛国投敌”。而且，一些海外亲戚也来信告诫我，不要偷渡，因为他们见到很多人出去后过得也很艰难。

　　但是，到了1973年，实在厌倦了知青生活。当时，可能改变我前途的只有两个地方：广州和香港。能回广州自然最好，但眼看着回城知青越来越多，自己却毫无希望。所以，也萌发了去香港的念头。

　　有一个姓陈的同学也在宝安插队，和我关系很铁。1973年上半年，我俩开始筹划偷渡事宜。因为都亲眼看到过那么多被抓知青的惨状，所以定下目标：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商量如何练游泳，在哪里下水，谋划着去彼岸寻找幸福。但是，就在这时，此事被他家人得知了。他父亲是干部，无论如何不让儿子冒这个险。他最终放弃了，对我说：你走吧，我会尽力帮你。

　　我想一想，还是要坚持。和女朋友一有机会回广州，就去练游泳。但她泳技太差，而且游泳没天分。我想只能这样了：我先游过去，让女友再找机会坐船过去。就这样，我们一边练，一边等待八九月的时机，同时还要寻找一个合适的人来配合我。

　　泳具在宝安属于违禁品，我偷偷在广州带了一个气枕，但是，知青到蛇口都要检查。而且，我们不论如何劳累暴晒、摸爬滚打，脸上依然写着：知青——形象气质和农民就是不一样，混都混不过去。

　　就在这时，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我把想法给村里一个要好的农民讲了，他经常要到蛇口那边卖鸡鸭。我想把气枕放在他的船舱里，里面很多禽粪，臭气熏天，一般不会有人检查。不过，他帮我这样做将冒很大的风险，一旦被抓住，就会被冠以“引渡犯”的罪名。没想到，他竟然一口答应下来了——我至今都非常感谢他，能有这样的勇气，去帮助一个非亲非故的外地知青！

　　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在1973年八九月份，我很可能毅然下水，等待我的只是被抓回批斗关押，或者到彼岸开始另一种生活，两种结果，两种命运。

　　但就在这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突然传来消息，广州要在知青中招一批工农兵学员。对我而言，这是一次转机。权衡之下，我决定再搏一把。

　　于是，请了长假，闭门专心复习。靠女朋友在医务室挣工分养我。功课丢了太久，很多都不会，遇到不懂之处，就踩半个小时单车到另一个大队去请教一个高中的师兄。考试结果公布，我居然被第一批录取。

　　1973年8月，我终于回到广州，在第一师范学校(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前身)读体育专业。偷渡，最终与我擦肩而过。

　　义无返顾挺过结婚风波

　　旁白：1975年，梁广源师范毕业，被分到东山区教育局，主管全区体育工作。但是，根据当时的政策，在农村从事教育、医疗、农技的知青还不能回城，因为农村缺乏这些人才。所以，他的女朋友还一直待在宝安，直到1976年底才回到广州。

　　1976年，国家更是动荡不安。天安门诗抄也在我们中间偷偷传递。感觉暴风雨即将来临，国家要有大转折。

　　我工作上还不错，组织让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个人最大的愿望当然是女友能尽快调回，两人结婚稳定下来。

　　1976年下半年的一天，科长突然问我：“小梁，你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有”。他说：“那你能不能在十月份结婚？”此言一出，吓了我一跳，哪有这样说话的？后来才知道，教育局新建了一批住房，一些老同志会搬进去，这样就有一批老房子空出来，分给已婚的年轻人。科长是为我好，希望我尽快结婚，占到一套房子。年底，女朋友终于调回广州。

　　自从确定婚期后，我开始动手做家具。

　　做木工的手艺，我是在宝安跟一个同学学的。当时结婚实行配够“48条腿”(衣柜、餐厨、茶几、大床等)。但是一个衣柜要108块钱，我一个月工资才35块，哪够钱买？(所有家具)统统是我一个人做的。白天上班晚上做。最快的时候，一星期做好了一个餐柜。

　　但是，就在我们憧憬着婚后幸福生活时，事情突然又起了变化。

　　一天，单位领导找到我，严肃地说：“组织上认为你们不宜结婚！”原来，单位对我入党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我的准岳父有国民党背景。因此，领导告诉我，结婚是公民的权利，但是，和这样的人结婚能否入党，甚至能否继续在单位工作都成问题，让我慎重考虑。

　　我马上去找女友。她在睡眼朦胧中被我拉了出来。听我讲完，表情马上变得难以描述：愕然、恐慌交织在一起。那种眼神对我简直是一种审判和谴责。就在那一瞬间，我做出了决定：她就是我今生的另一半了，别人说什么，我也不管了！

　　1977年1月6日，我们结婚了。从此相濡以沫、包容扶持，走过了三十年。我们并没太崇高的情操，一切都是基于当年在宝安茅草房中那句轻轻的承诺。回想那段岁月，虽然体力上和精神上都承受了很大的折磨，但也磨炼了意志，提高了生存能力。一年赚几块钱的日子都过了，还怕什么下岗之类的事吗？

　　曾有一段时间，广州香港的同学聚会时，有同学笑我当年选错了，没有偷渡。当时和他们比起来，我也真有些无地自容。但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起来，我还是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毕竟，我有喜欢的工作、幸福的家庭，以及衣食无忧的生活。

　　A42－43版

　　记录人：本报记者王海军见习记者吴广宇实习生何文彬

　　图片：本报记者严明摄(署名除外)

　　特约审稿：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处处长黄穗生

　　图：

　　梁广源说，一念之差，偷渡与他擦肩而过。

　　广州知青梁广源(中)、赵雅丽(左一、后来成为梁广源的妻子)在深圳宝安插队时与当地农民合影。讲述人提供

　　1976年梁广源与赵雅丽顶住压力结婚。讲述人提供

　　梁广源把知青分别时赠送的照片精心排列在中国地图上。

　　翻拍照片

　　知青梁广源多才多艺。翻拍照片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