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礼上跳脱衣舞“礼崩乐坏”无“礼”的中国人？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曾说：没有个人的激情，共同体将是一潭死水；没有共同体的共鸣，个人激情将消退寂灭。

　　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那种曾经建立在传统文化价值观上，依循着共同礼仪秩序的中

　　在经济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同时，浮躁之风吹皱了中国人传统的心绪，有人清醒，有人慌张；有人从容，有人焦虑；有人昂扬，有人沮丧。每一个人都有时刻被时代主流边缘化的危机感。

　　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如何以“好的传统”和“好的现代”构造一个“好的现代化中国”，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关系到每个人的坚砾命题。

　　那么，向前看，中国人是谁，你是谁，我是谁？

　　中国古代经典中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即三百条礼仪准则和三千条行为准则。而到今天，我们还有多少“礼”可以崩？多少“乐”可以坏？

　　一则丧礼之上的脱衣舞报道成为中国“乏礼”的最直接和最荒诞的证明，一经批露随即引起轩然大波。央视那并不完全清晰的画面成了后来按图索骥的依据。来自江苏东海县委县政府的消息说，该县警方在《焦点访谈》报道后立即组织力量，将报道中涉及在丧礼上组织、表演脱衣舞的5名嫌疑人拘捕归案。

　　一桩被视为“礼崩乐坏”最有说服力的故事，最后以政府的迅速介入而告结束。

　　丧礼上的脱衣舞

　　根据央视《焦点访谈》的报道，“脱衣舞”事件缘于东海县孔白村一农户家中的丧事。8月16日，受请在丧事上表演的两班“吹鼓手”为了招揽观众，演出进行到“高潮”时，女演员竟先后开始脱衣裤，当天现场即吸引了近200人围观。

　　一边是死者棺木，一边是充满色情的脱衣舞，这对素来“死者为大”的乡村，实在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以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刘魁立在央视的访谈中即呼“莫名其妙、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的并不是丧葬中的“喜庆”。对这种近于滑稽的丧礼，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高丙中对本刊记者说，“中国传统即有‘喜丧’说法，孝男孝女要守夜的，漫长的时间要打发，所以总得有点喜庆的节目来振奋大家的精神。”

　　但是，缘于民俗的这些礼仪与丧礼上的脱衣舞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向本刊记者表示，“这种事情只有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下才会出现。”事实也正是如此，据央视的报道，当地人对这种事的解释是，“对于办丧事的人家来说，花钱请表演班子来表演脱衣舞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显得人气旺。”而且“来看的人越多，他后代人(越)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戏班子为吸引更多的人以抬高自己的要价，不惜用上脱衣舞的手段。

　　更深层的原因，郭于华与高丙中都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示，中国乡村礼仪的失范，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权力在传统完全破坏后的突然退出。“有一个强制力量要你左转右转的，但突然这个力量没有了，你就处于眩晕状态了。”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民俗学博士如此向记者比喻。

　　礼在中国

　　丧礼上的脱衣舞事件以政府力量的迅速介入而告终结。这就像若干年前，权力力量也是以强力的介入而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礼仪。

　　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一百年前，西方人打破国门，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孔家店”、旧礼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旗下被破“四旧”、毁“五伦”。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在翻看了半夜的礼教之后，只看出了两个字“吃人”。

　　但是，郭于华说，“这一百年，对丧葬礼仪影响最大的还是在1949年后。”

　　高丙中说，“那些传统礼仪，差不多都在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奢靡浪费两个旗号下销声匿迹了。”甚至一度，礼仪备遭嘲笑，粗鲁成为时尚。

　　在此途中，中国人周而复始的年号，变成西方的公元纪年；传统的厚丧习俗被简化为追悼会，作揖、拱手、跪拜、请安变成握手，“大人”“老爷”“太太”，变成“先生”“女士”“小姐”“同志”。

　　但与此同时，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评论家对记者说，“人们开始不知道礼为何物了，没有了仪式，没有了基本的礼仪规范。几千年已经形成的如《朱子家礼》上的礼仪传统完全中断。”他反问记者道，“怎么能说跳脱衣舞这件事情是礼崩乐坏呢？我们还有什么‘礼’可以崩、什么‘乐’可以坏呢？”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

　　“今日中国，饭店永远是喧闹得难以进餐的场所，餐桌上的孩子永远疯抢最爱吃的菜肴；公交车靠站时永远有冲开血路、力排众生抢座的‘猛士’，车上永远站着老人、孕妇和儿童;无数商店贴着谨防扒手的告示；许多会堂里挂着请勿随地吐痰的警示牌(参会者居然都需提醒)。今年天安门广场清除了60万颗口香糖，日常娱乐除了打牌就是搓麻，高级一点也无非就是唱卡拉OK。远游出洋的国人，老外常常通过是否乱闯红灯、大声喧哗，很容易识别我们的同胞……”

　　9月22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广众脱鞋脱袜、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中央文明办协调组组长李小满说，“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

　　对这种境况，那位评论员说，“这在中国几千年前都是不可思议的。”他的文章说，《左传》即详细地记载了，父母是如何给长到15岁的女孩子举行笄礼，给20岁的男孩子举行冠礼的；婚礼完成会经过六道仪节；士人相识有专门表达友情高洁的相见礼；尊贤敬老，要举行乡饮酒礼；君臣上下有燕礼来明尊卑；就是国际交往，列国使节也会吟诵诗经表达各自对对方国家的礼节……在《礼记》中，保留着一整套完整的礼仪，礼仪甚至成为一种专业。经典中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即三百条礼仪准则和三千条行为准则。

　　但到今天，记者随机采访多人，回复不约而同：现在的人肯定不如古人有礼貌。

　　在一片“无礼”的氛围中，那些被古礼浸染过的长者们，却给今天的年轻人传递出一种无形的礼仪的力量。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信，在记者的采访中被几位受访者提到的一个细节是，在每次工工整整地写信之后，茅先生都不忘落款“茅于轼上”。一个“上”字，那位评论人说，“道尽了一个人的礼仪素养。而我碰到的很多人，写封信，连抬头、落款都不写。不是不会，是不懂。”2005年，记者曾拜会著名的地理历史学家侯仁之及夫人，告辞时，已经八十高龄的侯夫人面向客人几番后退躬身相送，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叹。侯夫人毕业于燕京大学，那时，在大学里，礼仪也是一门必修的课程。

　　中国传统的礼仪已然丢弃，但是舶来的西方礼仪却也未能真正落地生根。“中国人连衣服都不会穿，”一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一次，这位受访者接到一个酒会的邀请函，精心打扮后应约前往，结果发现“我成了一个怪物”，因为偌大的酒会，穿着五花八门，唯独没有西方酒会中应有的那种着装。“那是应该穿西装、打领结的，但连打领带的人都很少。既然是酒会，那就应该遵循西方酒会的一些起码礼节，但就是没人懂。”

　　礼仪是文明的标志

　　不懂礼仪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么？

　　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如此向记者表达他的疑问。在他看来，有无礼仪，这正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

　　但是，在近代，当中国传统的礼仪被扫荡时，那些曾经的“糟粕”却反而在韩日等国绽放鲜艳之花。朱熹的《朱子家礼》催生了保留至今的韩国礼仪；而日本，时至今日还在保留着中国古代礼仪的痕迹。

　　信力建董事长深感礼仪的重要，在他所拥有的近二十个学校里，他拟定了一套礼的行为规范。他说，当学生按照这一套礼仪向父母表示感激之情时，那些平素恨铁不成钢的父母们无不骄傲万分。“礼就是一个人人性的体现。”他总结说。

　　“已经被破坏殆尽的礼，要想恢复与建立，注定是一个需要好多代人努力才能实现的事。”那位评论员说，“八百年前朱熹即已经说明，利仪的回复要回到周礼时代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现在我们当然更没必要。问题是，传统好的礼仪我们抛弃了，西方好的礼仪我们也没有学习过来，反而是中西方礼仪中的那些糟粕，正在日渐走近我们。”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何忠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