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深劳务合作模式，乡情寄托下的制度化组织

　　月是故乡圆、人是故乡亲——这两天，在深圳的四川籍外来工们，内心深处一定有浓浓的温情在荡漾，四川巴中市常务副市长雷洪金一口乡音，通过南方都市报热线问候深圳巴中籍乡亲，还就回乡创业、在深交流等方面与市民逐一沟通。而更宏大的背景是，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郭永祥与深圳市副市长梁道行签订川深劳务协议，未来三年52万川籍劳务工定向输入深圳企业。

　　作为一个曾经在深圳工作了两年的四川人，看到这则新闻，自然有份感动，有份喜悦。由于经济上的南北差异、城乡差异，一个内陆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首先会成为“劳动力主要输出区域”，去外地打工的青年们以劳动换取收入，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于“打工经济”。不夸张地说，“经济一体化”把万里变成了咫尺，把他乡与故里的人们纳入了同一个工业化的流程中。在深务工的川籍劳务工120多万人，他们是庞大的群体，但他们又是一个个独立甚至孤独的个体。在传统的宗族、同姓及乡情关联度不断下降时，相对松散的外来务工者，需要一个制度化的组织结构，地方政府就应承担相关的职责。

　　更重要的是，这种“政府－政府”的大规模劳务合作模式，可以带来深远的双赢效果。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8月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显示：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变革等多种原因，造成珠三角地区工人短缺。这是对“民工荒”首次具有权威性的专项调查报告。在纵览专家意见和“报告”后，笔者发现有两大难题是应对“用工荒”所急需破解的。

　　第一个是“中国沿海工业产业升级后大量需要高等级的劳工”。这个难题，目前获得部分的解决。许多内陆省份，开始有意识地对输出劳工进行技能培训。这情形是内陆省份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分工专业化表现。四川省与深圳市的劳务合作，按照“市场运作，政府推动”的方式推进两地间的劳务协作，不断提升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档次和服务水平，促进两地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由于需求与供应已经预设，作为四川一方，要提供企业所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工人，就必然会在外派劳务工的知识、技能上进行系统性提升，大量职业化技能培训机构也会随着市场机遇而涌现，构成互为促进的循环体，从而全面改善以往四川劳务工“人多素质一般”的印象，形成类似“菲律宾家政人员、印度软件蓝领”的整体人力资源品牌。

　　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告别以前所谓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廉价劳动力”不但收入单薄、社会地位不高，而且缺乏足够的权益保障。在现实环境中，仅仅依靠企业自觉、劳务工所在地政府部门的日常执法，坦率说远远不够。劳资双方的对等博弈地位，需要一个强大的第三方力量介入。

　　当四川劳务工输入以政府组织的形态出现，就具有了某种特殊意义——政府所掌握的行政、司法等资源，与劳务工群体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四川省政府可以完成许多劳务工单个维权做不了的事情——比如工资集体谈判、社保福利合同签订的外部监督。

　　这就是乡情寄托下的制度化组织，四川可以向深圳提供符合其经济结构需要的产业工人群体，可以通过政府积极作为、建立四川籍劳务工的权利保护屏障。我相信，四川与深圳的这种良性合作，必将为更多劳动力输出大省所效仿。

　　□远山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