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高校“近亲繁殖”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果按以前的师徒辈分算可就乱了，我导师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有的老师得叫一些资格老的博导‘曾师爷’了”。上海某高校的硕士研究生马亮如是说。由于高校近亲繁殖，师承关系不能不“错综复杂”。此前，中科大校长朱清时亦痛斥我国高校目前约六成教师毕业于本校的“近亲繁殖”，导致学生没有超越老师的勇气，严重危害创新能力。“肥水不流外人田”“不避亲”的招生腐败以及本硕连读，是造成高校近亲繁殖的重要原因。(2006年11月2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高校的“近亲繁殖”，委实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7所大陆高校共调查教师987人，其中有604人在最高学历毕业后，直接在母校任教，所占比例高达62%。武汉一重点高校法学院拥有博士学位的37位教师中，有34人从该校获得博士学位，比例高达92%。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教师来源于斯坦福大学的比例占16.9%；英国剑桥大学的教师中，牛津大学毕业的最多，比例为10.8%。

　　高校“近亲繁殖”的危害，更是不可小觑。知识传承呈倒金字塔结构，导致学术教育日益萎缩。大学之大，恰恰在于兼蓄并包，有容乃大。也只有在各种学风和流派，在各种奇思妙想，奇谈怪论的互相激荡和碰撞交流中，形成新创见，新思维。而师徒相传，近亲繁殖，全系教师大多皆可唤作“师兄”、“师徒”。在这种温和而缺乏生气的局面中，在校学生无从接受其他门派学术观点的启发，所学者少，所见者寡，视野不开阔，思路自然打不开。而固步自封，拒绝接纳的结果，只能出现代际递减和弱化的趋势，并陷入恶性循环。与人类自身的“近亲繁殖”一样，很难逃脱“一代不如一代”的命运。这可以说，正是当下中国博士生教育不如硕士生，硕士生不如本科生，而本科生相当于高中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唯师为尊，亦步亦趋，造成学术创新和创造能力的低下。学术贵在创新，贵在无框框束缚，贵在不惧怕权威，贵在敢于打破陈规陋见，贵在青出于黄而胜于蓝。而近亲繁殖，师道至尊，弟子的学术论文、职称要为尊者评定，甚至以后的学术发展和项目研发都得依附于师长，作为学生自然唯师者的马首是瞻，别说有敢于超越老师的勇气，甚至会像大观园的林黛玉那样，唯唯诺诺，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何来创新热情，何谈创造能力？

　　自成一统，排斥异己，非我族类，大加讨伐，不但难以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而且助长了圈子内的学术腐败。一方面，目前，我国高校还是一个行政化大学，层层领导常常追求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以追求学术为目的。另一方面，一些同专业高校“南北鼎立”，绝不相互送研究生，暗中较劲，互不买账。大部分教授也都希望用自己的人，总想把优秀的学生留下，扩大学术地位和影响，以至于热衷于“近亲繁殖”，“亲上加亲”。从媒体所披露的事实看，一些学术带头人为长不尊，肆意占有学生的创新成果，甚至公然剽窃不以为耻，其弟子们缺乏“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理性和操守，不单少有直言批评和规谏者，倒是互相庇护，枪口一致对外。不仅混淆了视听，颠倒了黑白，而且助长了学术腐败者的嚣张气焰。

　　“五六十年代的本校本科生现在都是名家泰斗，七十年代毕业生熬成知名博导，八十年代初的大都在权术和学术之间挥洒自如，九十年代的毕业生读研留校成为中坚，优势的基因近亲繁殖，只能变成怪物。”中国高校严重的“近亲繁殖”，其直接后果正是学术教育的矮化、创新能力的低化和学研的泡沫化。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称大学“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派要出于三教九流。”成立于1991年的香港科大，教授几乎都是国外著名大学的博士，有很强的国际学术背景。该校每年选派20%的学生到内地或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地的大学交流。用张维迎先生的话说，中国的大学就算一分钱都不增加，但只要打破近亲繁殖，人才流动起来，创造的价值都会成倍增加。为此，不妨立规矩，博士生在若干年内不允许在母校从事教学科研；将一定比例的教师职位留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和在读博士生。国内高校之间理应拆除壁垒和樊篱，建立正常的人才交流制度，互相荐拔优秀师生。通过制度规范，让人才充分流动起来。而终身教职和学科末位淘汰亦有助于解决“近亲繁殖”的症结。

　　[作者：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