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见证医改的投资失败

　　国家卫生部公布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内地医院长期负债额达到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去年全国医院用于建设的资金为一百八十五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投入只占百分之二十三，其余是由医院贷款和自筹。卫生经济学专家称，政府对医院建设投入不平衡，主要投向城市医院，财政投入的经费中，城市医院占六成八，县级医院占二成三，其余的极少部分投向乡镇卫生院等基层机构。（《中国新闻网》2006年11月3日）

　　如果按照财政投入的经费中，城市医院占六成八，县级医院占二成三，那么很容易计算出投向乡镇卫生院等基层机构的资金仅仅占财政医疗投资的0.9%，金额仅仅是8亿元左右，这是一个何其微乎其微的医疗投资啊，“0.9%”见证了医改的投资失败，同时也生动地说明了为什么医改失败。

　　中国的医疗改革改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认识到“求源”的重要，不能不让很多人深深地感到遗憾。曾几何时，我们过分地强调了“治病救人”的重要性，片面认为多建设医院才是社会医疗福利的保障，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把预防医学忽略了，用全力抢救病入膏肓的病人代替了医疗上的防微杜渐意识，结果是“亡羊”也未“补牢”，得不偿失。大量的医疗资源无端地浪费在救助生命的末端，形成了事实上的伪医疗关怀弊端，岂不知“预防救人”比“治病救人”更具医疗科学内涵，更符合医疗伦理，更符合爱护生命的要义。

　　国外的发达国家无不把“预防为主”作为整个国家的医疗重点来认真对待，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重病大病之占据了小部分的医疗资源的重要原因，更是医患矛盾不突出的关键所在。正如钟南山所介绍说，从1963年到1998年35年间，美国成功地将冠心病的死亡率降低了59%，中风的死亡率降低了64%，这是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美国的经验，就是确立“早期诊断是重点”的基层医疗预防总体思路，把大部分医疗资源用来在基层建立以改变人们不良生活习惯等为目标的卫生预防机制。所以，国外先进国家的预防医学成功实践很值得借鉴。

　　“因病致贫，因贫致病”是医疗改革急需解决的社会难题，通俗印证这一现象的说法就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做过什么医疗预防和检查，甚至很少吃药打针。但是一旦吃药打针就已经是重病大病了，甚至一辈子仅仅住了一回医院就再也没有机会住院了，十分惋惜。造成这种遗憾的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基层的卫生预防机制，上演了“怕化钱预防看病”到“花大钱治病”的尴尬医疗现状。正如民间所说，小病不防住，大病防不住。

　　要实现“预防为主”的医疗新思路，就必须加大投向乡镇卫生院等基层机构的医疗投资，就必须大力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的水平，使农民能够有意识和能力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相应地就必须尽快增加农民合作医疗预防和看病的报销比例。在提交广州市人大审议的2006年计划草案中，广州市政府提出，今年要把参加农村医疗合作的农民比例增加到85%以上，这无疑是实现农村卫生预防机制的好兆头；对于城市而言，就必须加大对社区医院等基层预防体系的投入和建设，实现“早防早诊早治”。

　　看着农民患者在城市的大医院里穿梭着，发愁着，焦虑着，收入很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的他们却要硬着头皮和有基本医疗保障的城市人拼医疗费，拼自尊，拼自信，这是医疗人群特征的何等不和谐啊。医疗改革的最终出路在于“预防疾病”，而不是“治病救人”，与其把巨额的医疗资金放在重病大病的抢救上甚至临终关怀上，还不如将巨大的医疗资源和自己前移到“预防为主”的科学医疗上，让弱病小病者得到预防医学的提前关爱，预防重于抢救，在我们的医疗改革进入迷途的今天，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感受医疗改革和疾病的双重疼痛，我们应该迫切意识到“预防为主”的重要性，别等到了病入膏肓，我们才想起“预防为主”的好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