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申遗与中国何干？

　　说文解道之王铭铭专栏

　　继在中韩端午节“申遗竞赛”中获胜后，韩国又拟为大量引用中医论著的“韩医经典”申报“无形文化遗产”。每个国家申遗，都是爱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表现，都应受到赞许和支持。可时下申遗却更像是文化领域的“战国时代”。为了大长其“民族志气”，韩国积极推动文化符号领域的“国族化”。而中国在遭受“韩流”侵袭的同时，则又深觉传统

　　无疑，韩国之“借中长韩”，有自相矛盾之处。所谓“民族文化”，本应是本族先人的遗产。固然，我们不能说端午节、“韩医”都与韩国无关，我们也不能以为，联合国管理遗产名录的专家都没脑子到总是误判。不过，所谓韩国“无形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广泛流行于比“韩国”这个概念覆盖面远为广大的地区，而这个可谓是“东亚大陆”的地区性文明，又与古代中国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将一个偌大范围内的共同文化遗产放进自己的“腰包”，实在像是拿众人的财富给自己撑面子。

　　然而，对于韩国在遗产保护方面的表现，我们不要太过敏了。于我看，国人不必为韩国“国民化运动”中“传统之发明”加以太多讥讽:他们想怎么做，是他们的事，关键是我们自己。韩国申遗之事，足以为国人戒，可以充当我们反观自身的一面好镜子。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有文化自我贬损的心态，这一心态后果相当严重。记得十多年前，我听一位刚从汉城大学(现在为了韩国人有别于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已改为“首尔大学”)归来的教授唠叨不停地介绍韩国文化的好处。他说，韩国人比我们中国人更爱护中国文化，他们对于中国的儒家、道家五体投地，不像我们中国人，以破坏自己的遗产为己任。当时，那位教授的唠叨，使我感到特别不耐烦。可是，我自己后来也去了一趟韩国，目睹到的情况，印证了他的说法。时下韩国申遗中之“借中长韩”行动，充分证实那位教授的观感弥足珍惜。于我看，在不服韩国人的同时，我们对于自己在祖先遗产面前所犯下的罪过，实在已是心知肚明了。于是，当有人拿韩国申遗来说事儿时，我都听得很顺耳。试想，韩国人申遗之成功，不正表明我们“近代国民性”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吗？它不正表明，我们是些忠孝两无的“事后诸葛亮”吗？也就是在20多年前，我们还认定，只有破坏，才是创造。我们怎么变得这么快？最近，我们真的是真心热爱起“中国文化”了吗？据我所知，保护传统的民间思路，充其量也是由两岸三地同胞和海外侨胞先带到沿海地区的。几年前，从西方漂泊而来的“遗产”观念，才悄悄在我们的“官方文献”中找到了自己的栖息地，使我们变得“爱文化”起来。没几下子，已有不少人将自己装扮得像是中国文化的卫道士。我们这些人似有一种严重的“运动癖”，这种癖好的“行为艺术”，是将一切事情口号化。我们在哭着喊着要爱我们的文化的同时，时常忘却所爱的事物的真实内涵——比如，我们居然忘记中医(尽管已被改造得不大传统了)也是一种“文化遗产”。记得不久前，还有所谓“科学家”在叫喊着要“消灭中医”。突然间，“韩医”之说出台，“保护中医”的口号才又被我们张大嗓门喊了出来。如此遗产保护的“运动化”，又怎么能说服人？

　　至于中韩之间为何老是会出现“遗产之争”，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中韩之间耐人寻味的文化关系史，可能是解释“争端”的最好途径。中国历史的悠久性不容否认，不过，须指出，我们今天想象的“国”并非是“古代中国”。“古代中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族”，而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天下”。作为“天下”，至少对于当时“中国”的朝廷来说，中韩曾是以“朝贡”来定义相互之间关系的。在“朝贡”制度下，二者共享一些文化上的“内容”和“符号”，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古代所谓“中国文化”并非是一个“纯洁的类型”或某些独特内容的单一化堆积，而是一套涵盖不同类型的所谓“文化”的观念、制度或“样式”。生活在这样一个兼收并蓄的文化下，我们的祖先心怀“化人文以成天下”的激情，对于外人接受我们的“教化”，总能抱乐观其成的态度。近代以来，“国”的概念被“普及”到“天下”中并使之区分为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于是，“国”之间出现了文化意义上的“战国局面”。韩国“借中长韩”，国人义愤填膺，都是近代“国族”观念使然。无论怎么说，二者既违背了今日“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原则，又远离了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

　　韩国申遗与中国何干？干系就是那漫长的“关系史”及在“国族思想全球化”过程中的被扭曲。当下“遗产”、“文化”、“传统”这些概念都“全球化”和“普及化”了，但它们到底有什么含义，理解的人并不多。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如今都心存一种“国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观，这种观念致使我们在看待“遗产”、“文化”、“传统”时易于产生“国族中心主义”的热情，却使我们忘却了一个基本事实——为“遗产”的“国家属性”而争论不休，所起的效用，实际是将我们拉到与“遗产”这个概念所代表的理想国度相反的方向上去。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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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