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为雄的校门观是衙门文化的畸变

　　中国有“门”，有巢氏居功至伟。《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大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有巢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门除了驱寒避害，其功能越来越复杂，意寓越来越丰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人文景观。不仅蕴涵了哲学，美学，建筑学等，而且富寓中国政治权力、经济地位与文化心理积淀。

　　门的型制，一度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被严格规定。不说寺庙的山门和殿门，多依山而建，雄浑、阔大、肃穆和庄严，除了让人由然而生的宁静和踏实，更多的是对神祗的敬畏和膜拜。单是封建官衙门也多高大宏伟，加上石狮镇守，皂隶列班，更以某种威权和霸气，对普通百姓形成心理上的震慑。那种因高大而生的卑微，因威权而生的奴性，始终让你不敢抬头，更不敢直视。衙门就是以这样一种居高临下不可逾越的文化意味，与吏治、人治共同建构着封建专制的基础。

　　虽然新中国建立接近六十年，衙门所代表的文化影响力却依然强劲。如今，各地政府纷纷大兴土木，不仅办公大楼豪华巍峨，而大门同样高大壮观，以至于“乡政府修得像天安门”。政府官员对于“门”之雄大的无限尊崇，其背后依然某种权威和至尊。可以说，只要政府大门森严戒备，百姓进入如临如履，民生、民主和民权就远远未能实现最后的胜利。可悲的是，这种官衙门文化延伸到了以科学文明开放理性著称的高等院校。一波又一波的升格，一浪赶一浪的扩建，校园规模日益扩张，一圈地就是数千亩，至于大门就更追求新、奇、峻、美了。2002年才更名的聊城大学，其一校区南大门竟然以长140米，总造价为（校方承认）300万元夺得“齐鲁第一门”的桂冠。（2006年11月3日《中国青年报》）。虽然远未能在全国称雄，但委实是高校“先有大楼，后有大师”建设理念的典型代表。

　　其实，大学与衙门是两种不同质的机构。蔡元培先生在上任北大校长四日后的就职演说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机构，乃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尤当以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梅贻琦先生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是成了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是故，西方的学校如同其政府一样，基本没有围墙，内外无别，四通八达。大学生自由进入，学习和学术自由而宽松，即使有校门亦是简陋而狭小的。始创1636年的哈佛大学，到1890年才建成一个约翰逊门。陈世旭先生到波士顿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去看哈佛大学，见到的校门却是一个已经灰黑的红砖垛，黑色的铁栅门。如果不是红砖垛上嵌了刻着校名的石头，就简直不能相信，那个狭窄的门面就是哈佛的校门。可正是从这样的大门内，走出了7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30位普利策奖获奖者；奠基中国近代人文和自然学科的林语堂、竺可桢、梁实秋、梁思成--成了美国的“总经理摇篮”、美国政府思想库。正如哈佛的一位校长科南特说的“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

　　与哈佛大学在上世纪最后十年平均每年得到十亿美元的社会捐赠，却只是一味致力于世界第一流学府的学术发展而没有重建校门相反，我们的高校却不惜为建豪门一掷百万金，甚至不惜巨债扩张，有的高校贷款已高达10亿元至20亿元。而某些高校，光利息每年就需要还上近亿元。有个别高校，更是被巨额债务拖得连教职工的工资都不能及时发放。至于“先有大楼，后有大师”，亦是痴人说梦。聊大的学生称，“我们班都是大班上课，几乎每门课都有100多人一起上课，很多同学感到学校的师资力量还是不足。院里的博士不多，今年有个新来的博士教我们课，高年级的同学都很羡慕。”

　　不能不说，高校热衷于建豪门，以大为雄，以大为美，除了校方以求政绩之显，其骨子里还是衙门文化观在作祟。那些反复可以听到的“脸面”、“衣装”等比喻，言下之意，“人靠衣装，校靠大门”，校门作为学校的“面子”，务必要崇高峻美，让人望而生敬。更因为，学校的文化底蕴不厚，根底浅薄，学术抑或早变成了权术和驭术。只能以金钱堆砌门面，只能以堂皇门面掩饰内涵的空虚、狭隘和低下。以至于教学质量的低劣，让30％多的学生后悔上大学。如果不从经济、法律的角度去作深究，仅仅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能不叹息：我国传统的门面观是怎样的根深蒂固，其现实基础又是怎样的巨大深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聊大“大门的28根柱子，则象征着聊城大学更名前28年的历史”。“28的历史”，也只能靠“齐鲁第一门”撑“门面”，壮声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