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矿证难承“矽肺病之痛”

　　几天前的一个上午，六安西河口的张学宏给记者打来电话：“陆光年走了，两个小时前走的！”记者愣了很久，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快。而在一个月前，记者还曾经采访了他和他的那些一样患矽肺病的工友们。

　　秋雨天，再次踏上西河口

　　深秋的季节，天气已颇为寒冷，坐在开往西河口的车上，记者心情一直很难平静。

　　车子进入西河口的境内，天空突然阴沉下来，随后下起了毛毛细雨。途中，记者的眼前不断浮现上次与陆光年见面时的情形。那次矽肺病患者们聚会时，因为陆光年的病情重，工友们将地点选择在他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最后的一次聚会。那天陆光年坐在走廊上，浑身无力，不停地喘着粗气，又黑又瘦。记得当时陆光年尽管非常难受，但坚持和记者聊天，他说他的日子不长了，眼神充满着忧郁。

　　在村口迎接记者的是矽肺病患者刘发国和罗世武。刘发国喃喃地告诉记者，他昨天下午还去看望陆光年，没有想到竟然是最后一次见面。45岁的陆光年当年和自家兄弟们一道去海南打工，原指望能盖楼房、娶媳妇、过上好日子，却不仅仅搭上弟弟的性命，现在自己也走了，甚至自己连媳妇也没有娶上。

　　四年内送走两个儿子

　　车子很快就来到陆光年的家门前。门前已经聚集了不少当地村民和一些矽肺病患者，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陆光年64岁的母亲田守英老人看到记者后，迎了上来，拉着记者的手，沙哑地说：“你这么远还来了，真是不过意啊！”“瞧瞧，他又走了……”

　　田守英已经没有眼泪，她的眼泪已经哭干了。田守英是个不幸的女人，早年她的丈夫先她而去，她好不容易将孩子们拉扯大。后来她的儿子们因为去海南金矿打工陆续患上矽肺病，四年前她已经送走了她的小儿子，留下两个孙子；现在她又送走她的另一个儿子。

　　“他们都走了，抛下我和两个小孙子。”田守英默默地说着。此时，她的两个孙子正跪在棺木前默默地烧着纸钱。

　　“想长听淠河水的哗哗声”

　　在陆光年的门前，十多个矽肺病患者站在一边，没有任何言语，似乎已经麻木，毕竟他们已经目睹了二十多个工友离去。

　　“王华长也已经卧床不起了！”当记者询问其他矽肺病患者的情况时，张学宏说。王华长是记者多次采访的矽肺病患者之一，他在矽肺病患者中年纪稍大。

　　随后，记者来到王华长的家。王华长的家就在淠河边，房子距离淠河不足十米。记者看到，王华长躺在床上，将头垂向床沿咳嗽着。墙脚下，散落着很多药瓶和一次性针管，他每天都得依靠打针来维持。

　　“我现在基本不能下床了，陆光年我是不能为他送行了。现在每天躺在床上，除了可以透过房门看看巴掌大的室外，就是听听淠河哗哗的流水声。在淠河边生活了一辈子，这水声是多么熟悉啊。”

　　一本采矿证难承重担

　　离开王华长的家，一直陪同记者的矽肺病患者罗世武无意间告诉记者，他至今还保存着他在海南打工期间的一本采矿证和一本当地派出所办的暂住证，这让记者感到意外。在以前多次的寻访中，记者获悉，这些矽肺病患者当时在海南打工期间都是处于无序流动状态，很少留下相关的证据。那么，这本采矿证是否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罗世武说，由于他的病情相对比较稳定，长期以来他都在外打工，采矿证也是他无意之间保存下来的。他说他前一段时间也曾经找律师咨询过，律师称这本采矿证和暂住证很重要，至少可以证明当时在海南的某个矿点工作过，但律师称这本采矿证可能不会对其他矽肺病患者起多大的作用。罗世武说，目前他的孩子已经成家，小两口在外打工，自家的日子还可以过，最需要帮助的是其他矽肺病工友，如果能帮他们有些作用就好了。无论怎样，他还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但这本采矿证很难承担所有矽肺病患者的希望。”省城金亚太律师事务所的王亚林律师这样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安雨/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