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墨旧心情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旧墨”、“旧迹”、“旧物”之类的字眼，总有一种好感。它给我带来无限的遐想空间。睹物思人，那些陈年往事仿佛就在眼前一般。当初，方继孝的《旧墨记》就是这么吸引了我。

　　这本新出的《旧墨二记》，系《旧墨记》续编。作者说，“二记”是受了王世襄先生《锦灰堆》和《锦灰二堆》的启发，但文章写法、装帧和前一本基本无异，入选人物依旧

　　盛世兴收藏，藏家日多。但藏家中能著述者寥寥无几。藏书家谢其章在《搜书记》中曾说：“我们多半不算无书之瞽者，但我们很可能是书的奴隶，因为我们攒的书一辈子也消化不了，怎样才能给藏书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呢？写书是一个好办法。”所以，他一直提倡“边藏边研究边著述”。

　　作为国内收藏名人书札“排得上号”的方继孝，接连出版《字字珍藏》、《旧墨记》、《旧墨二记》等书，走的就是这条“正确大路”。

　　“边藏边研究边著述”，层层递进，确实非常有意义。对藏家来说，能使藏品变静为动，通过研究著述可不断提高鉴赏水平，毕竟收藏不仅靠资金，而且需要学识。对普通读者来说，阅读这些藏品背后的故事，可开阔视野，增强人文素质。对学术研究者来说，藏家们的研究著述可为相关学科提供新的注解。

　　《旧墨记》出版后，张元济嫡孙张人凤两次来函，对书中《张元济遭劫〈口占十绝〉》一文扎实的考证表示肯定，并拟将张元济致钟器的信编入《张元济全集》。马衡长孙马思猛读了书中《马衡〈附识〉谈易案》后，非常激动，致电作者欲睹马衡的《关于鉴别书画问题》和《附识》论文抽印本。这些论据似乎无关大局，但如果没有方继孝的著述，那么对张元济和马衡的研究可能就会长久地留下点空白。

　　相比《旧墨记》介绍的严复、康有为、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等人的“墨迹与往事”，《旧墨二记》提到的人物就更鲜为人知。如黄绍箕，温州瑞安人，乃当今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宗江、黄宗洛、黄宗英兄妹的先辈；虽曾助康有为上书请及时变法，参与发起上海强学会，任过京师大学堂总办，后悉心编著中国第一本《中国教育史》，但声名并非显赫。世事变迁，今日已无几人知黄君。书中录黄绍箕致梁鼎芬书札，其章草“行书畅达”，让人见识了他的书法功底，而且重温了他的非凡一生。

　　再如近代醉心音韵学和拼音文字改革的劳乃宣，几乎只见于专业论著和地方文献。恐怕把他的书札扔在一些人面前，也不见得识货。

　　还有柯劭忞、宋伯鲁、宋育仁诸人，普通人并不知晓，作品也不多见。因此，了解藏品背后的故事的确增长了读者的见识。从中，也可知道藏家的功夫了。

　　方继孝今日致力于收藏近现代名人书札，是在这些旧物不被藏家重视的情况下开始的，他十多年前弃集邮而藏书札的“转身”想必也是一段令人心酸的经历。当然，这些微不足道的书札，是不比青花瓷器绚烂，也不比珠宝玉器耀眼，但正是这种微不足道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细节，或争论，或友情，或应酬，这种趣味是我们在读正史中无法得到的。我还想，世界因网络技术的发达而趋同，可人心却因此越来越谨小。这些旧的东西显得珍贵了，不仅仅是因为可以追寻到一些细节，而且人们是在消逝的人文情怀中寻找某种慰藉。（方韶毅）《旧墨二记》方继孝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