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2)_新闻中心

新世纪以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2)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06日09:14 人民网

二、重要热点问题及研究方法评析　　1．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　　过去长期以来的主要观点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现在学者们从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因素等各个侧面，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黄道炫认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内外环境已经较为稳定，国民党已经逐渐实现对中心区域的控制，红军及根据地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区域附近生存已经十分艰难；其次，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力量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此长彼消局面，加剧了中共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可以说是中共寻求继续生存、发展的必然之举。（《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杨炳章认为：在客观上，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力量存在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其必然经历不同的历史变迁。大革命失败后，“华南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无法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做好再次革命的准备”，而华北的乡村社会在一个世纪里没有被触动过，保留了一种高度的政治潜能。因而，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从总体上已难以在南方立足，长征是共产主义运动从南方到北方的一个必要的总体转移。（杨炳章著，郭伟译：《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4～276页）。上述分析丰富和深化了对长征原因的认识，其共同特点是强调战略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应该说，他们的分析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态度，但也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应该如何认识毛泽东的红色政权理论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与这种失败的客观必然性的矛盾？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2．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对此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瑞金；一种认为是于都；一种认为是有多处，包括瑞金、于都、宁化、长汀等。分歧的焦点在于对长征出发标志的不同认识。刘良认为，必须区别长征出发地、集结地和突围地域三个不同的概念，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的第五号命令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显著标志；中央第1、2纵队的长征出发地是瑞金；各军团撤离战场开始出发的地点分别是兴国和石城；于都是红军长征途经的第二个集结地（《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黄鹏生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即集中与出发相统一、整体与部分相区别、时间与地点相一致、以队伍集中后开始行动为出发标志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于都，出发的时间是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对此这样表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485～486页）。这里出现两个“开始”，有些前后冲突，至少表述不清。 　　笔者认为，确定长征开始出发的时间、地点的关键是要弄清“长征”的概念，这就要把握三个标准：其一，长征的根本性质是战略转移，其最早开始的时间、地点应为战略转移计划开始实施的时间、地点。其二，长征作为一个事件时，是一个整体概念，要把作为整体概念的长征和各部队具体行动的长征区别开来。虽然中央红军各部队长征出发的具体时间、地点不同，但这些逐步、分别实施的行动计划，不具有整体意义，可以在某些历史叙述需要时，作具体说明。其三，“开始长征”本身是一个逐步实施的过程，要把具体过程与整体开始的标志区别开来。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各部队分别出发―――到预定地点集结―――再统一出发”，也是从属于整体的战略转移计划的，在这一系列“开始”的标准中，只能以中央最早开始实施战略转移计划为整个长征开始的显著标志。据此可以确定，整体而言，长征应为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具体而言，各部队又分别有自己具体的出发时间、地点，于都应为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3．关于红军三军大会师的地点　　原来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隆德县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会师。这两次会师联系一起称为红军三军大会师。但近年来，宁夏党史研究室有学者提出了三军会师同心城的观点，主要理由是：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都是两个方面军的会师，不能叫“三军”会师。而1936年11月初，准备进行山城堡战役的三大主力红军都转移到同心地区，并于12日在同心城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三个方面军的100多位高级将领参加了大会。对此，一些老同志回忆说“三军会聚同心城”。所以同心会师是真正的三军大会师，而且比任何一次会师都更完整、更全面、更具体、档次更高，也最合情理。对于此说，石仲泉认为可以讨论，并提出了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一是有无原始文献依据；二是会师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正确看待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的意义。（石仲泉：《长征行》，第397～400页）。 　　笔者认为，“三军大会师”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一方面，它在历史上是具有特定政治意义的概念，其渊源是会宁会师的第二日，即1936年10月10日发布的《中央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通电》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急先锋，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1181～1182页）。这一文献说明，中共中央所讲的“三军大会师”，主要是从政治意义上来定位的，而不一定是三军将士的直接接触，所以中央在三军部队还没有完全走到一起时，就强调了三军“在甘肃境内的会合”―――因为这预示着中国历史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一是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保持了党和红军的大团结，增强了革命力量；二是最终挫败了国民党将红军分割围歼的企图，宣告红军长征的胜利；三是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对抗日战争和全国国内政治关系，都将起一个决定的作用；四是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证明红军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好朋友，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可见，如果单纯从具体地点上理解三军大会师，就没有抓住其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本质涵义。另一方面，“三军大会师”又是一个政治意义和具体地点相结合的概念。“三军”在甘肃境内的会合有两个明确地点即会宁和将台堡，三军大会师也就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所以，在将台堡会师后的第三天，即1936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在中共中央看来，这时三军会师问题已经解决，红军要执行新的任务了。上述分析说明，把会宁和将台堡作为三军大会师的地点，具有实质上的政治意义，符合其特定的历史涵义。至于20天后的“三军会聚同心城”，其主要目的是准备进行山城堡战役，以粉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红军“追剿”，是部队转移部署的结果。所以，虽然它有三个方面军的参加，但主要是形式意义上的会师。 　　4．关于红军长征里程　　英国的两位青年于2002年10月至2003年11月重走长征路之后，向媒体发表谈话说：长征并不是25000里，而只有12000里到13000里；如果要说25000里，也许就得把当年红军其他方面军所走的路程加在一起。此说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世界各地的报道有100篇之多。 　　澄清红军长征里程问题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不少学者及有关研究机构关注了这一问题。首先要说明的是，通常所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不是说各路红军都走了两万五千里，而是指红一方面军中走得最远的作战部队所走的里程。中央党史研究室李海文撰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不容置疑，只多不少：第一，作者依据红军1937年统计的原始资料，将当年红1军团直属队（机关部队）与现在两个英国青年所走长征路线经过的地点和里程进行逐一对比，发现由于行走路线有很大出入、交通条件迥异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等原因，英国人所走的长征路远比当年红军走得容易、走得少，起码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第二，“二万五千里”的里程来历是：1937年统计的红一军团直属队的长征里程为18095里，行军271天；当年毛泽东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计，共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这里之所以不扣除途中休息的天数，因为中央机关所走的路最少，作战部队通常是机关部队的几倍。第三，张爱萍之女张小艾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和地方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于2005年重走红3军团的长征路，其汽车里程表显示为23000公里，又有步行2000里，共48000里。而由于山高路远等原因，这还没有完全走完当年红军所走的路线，所以即使扣除找路重复走的里数，也远远超过25000里（《百年潮》2005年第12期）。中国军事科学院徐占权也以各种文献资料论证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共中央经过严肃认真地计算而且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予以肯定，并郑重地、负责地向国内外宣布的，决不是虚构的（徐占权：《解读长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关于其他红军长征的里程，一般认为，按各路红军所走最远的路程计算，红二方面军长征二万余里，红四方面军长征一万余里，红二十五军长征近万里（徐占权：《解读长征》，第3页）。各路红军长征的总里程为六万五千余里。遗憾的是，至今这些数字，包括红一方面军长征的“二万五千里”，都只是推算和略计的约数。由于资料缺乏，仅靠学术界的力量，似难以研究清楚各路红军长征的精确里程。所以，学术界应和有关测绘部门联合，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这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5．关于遵义会议及其他相关会议　　遵义会议一直是长征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近年来的典型成果有如下3个方面：第一，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明确肯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赞同党的决议的观点（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63页；何沁、张静如：《中共党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01页）。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或“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7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也有学者提出，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毛泽东还不是领导核心，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党史资料与研究》1996年第2期）。2000年以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重新确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或“开始确立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492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一）》，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0～71页；《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述学术演进过程的实质和焦点是在两个方面对党的决议的观点进行了深化：一是在毛泽东的具体职务和实际领导作用的关系上，是否可以确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结论；二是在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上，是否可以确定“毛泽东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结论。这是在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问题上，必须弄清的两个层次的实质问题。 　　笔者以为，解决第一层次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领导”和“领导地位”的含义。“领导”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带领、引导，二是处于带领、引导地位的人或职务。“领导地位”显然应指抽象含义的带领、引导地位和作用，而不一定必须担任特定的领导职务，这也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特有现象。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但他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军事主张，以及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已被当时的领导层所接受，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他所担任的实际职务。所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说法没有问题。有些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在潜台词中把它混同于“毛泽东是否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者）或最高领导（者）”，这实际是第二层次的问题。 　　解决第二层次的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认为，从1935年遵义会议直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党内名义上负总责的是张闻天，实际上起决策作用的是毛泽东。六中全会之后，张闻天主动地逐渐将党内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从1939年初起，张闻天实际上已不再在党内负总责。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5～27页）。因而，从实质上看，可以说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已经是党的领导核心，只是这时还没有立即树立起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其领导地位也不是完全巩固的，此后先经打鼓新场风波，继又受到张国焘和王明的挑战。即使就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而言，其正确思想被全党全军完全领会并贯彻到实践中，也必然要经历一定过程（《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逐步巩固下来的。这种历史过程符合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历史本身是一个渐进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可能“泾渭分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确定这一问题的质。 　　第二，关于遵义会议与会者的身份。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认识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的实际权力构成和演变，并进一步探讨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学术界对此主要存在两点分歧：一是对朱德和王稼祥参会时的身份还没完全弄清；二是对与会人员的分类有不同观点。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参加遵义会议的20人中，朱德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候补委员，并把与会人员分为出席（包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18人）和列席（李德、伍修权）两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489页）。但是，杨炳章认为，遵义会议的正式参加者应为除了服务人员、警卫人员、伍修权和邓小平之外的18名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包括顾问李德；邓小平当时不是主要领导，只负责会议记录，伍修权是翻译，他们都是会议工作人员（杨炳章著，郭伟译：《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21～122页）。曾景忠的观点与此类似，把与会者分为三个层次：会议主体即正式出席者―――所有政治局成员；扩大参加者―――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和军事顾问；会议工作人员―――记录、翻译。他还对与会者的身份进行了深入考证，结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会议结束后，又增加毛泽东；朱德是否政治局委员，尚缺乏确凿证据；王稼祥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但是，石仲泉从王稼祥当时的各种表现―――出面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首先制造舆论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在张闻天代表毛泽东和他发言之后还抢先发言―――提出质疑，认为其所作所为不像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角色，而应为政治局委员。（石仲泉：《长征行》，第90页）对此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台湾学者陈永发还从参加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人数，提出了遵义会议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张国焘与中央对此问题的争议（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304～307页）。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问题，大陆学术界不能回避，而应本着学术与政治、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予以认真考证和科学阐释。 　　第三，关于遵义会议与长征中其他会议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学术界就注意研究了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的联系，认为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它们共同完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在新世纪，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长征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是有机联系的，进一步突破对各个会议的孤立研究。石仲泉指出，长征中的系列会议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等，形成为一段历史链条，每个会议都是其中的一个历史环节。这众多环节的合力作用推动形成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是形成这段伟大历史转折的根本标志。因而，对每个会议的评价都要放到这个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去把握（石仲泉：《长征行》，第10、58、69页）。　　6．关于长征时期的中共领导层和人物研究　　长征中党和红军领导层的演变是一个重要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特定的领导集团的具体研究。孙果达考析了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的成立问题，对通行多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得出了较为可靠的新结论。他认为，新“三人团”成立的直接背景不是打鼓新场风波，而是鲁班场战役失利，红军迫切需要改变指挥方式；成立时间是在1935年3月17日，地点是在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新“三人团”成立前后红军的指导方针、指挥方式、作战方式和行动特征发生的显著改变及其影响，客观地说明了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和红军中清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惯性影响，确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权威的曲折历史过程（《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余伯流研究了“毛张周”领导体制的确立过程和特点。他认为这个领导体制是毛张周及全党全军有识之士求真务实、立党为公的产物，它以张闻天为首脑、毛泽东为核心、周恩来为脊梁，这种奇特而微妙的合作关系在当时党内军内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公信力和凝聚力，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其二，是对中共领导层的总体研究。杨炳章考察了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和政治策略的转变，认为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从革命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转变过程中的每一步、每一刻都起到了先进作用。（杨炳章著，郭伟译：《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第4～8、34～37页）。上述研究的实质都是要探讨中国革命由谁领导、怎样领导、向何处发展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以中国革命发展的全局为参照系来考察具体问题，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才能把问题说清说透。 　　学者们还论述了中共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叶剑英、任弼时等对红军长征的重大贡献，丰富了长征研究的内容，但大多是总结性陈述，深入分析的少。某些观点也有争鸣。如王春明通过总结长征中毛泽东在党内斗争、对敌斗争和革命发展的战略指导中的作用，认为毛泽东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伟大贡献。（《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而黄少群则从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分析，认为周恩来是长征的实际组织者和军事指挥者，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长征的大半个时期中是周恩来在唱主角，其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笔者认为，对个人的历史贡献，应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具体分析，一要分清历史阶段，二要确立分析角度，笼统定论不符合唯物主义。 　　7．关于张国焘的“密电”事件　　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学界又有一定争论。有人认为，张国焘于1935年9月9日给陈昌浩发出了密电，主要意图是要部队南下、否则武力解决中央，其罪责难逃，不容翻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一）》，第210～222页；《中华儿女（国内版）》2003年第11～12期、2004年第1期）。有人则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一“密电”。（《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1期）。石仲泉对此提出了三点比较中肯的意见：第一，应当承认有“密电”，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档案查不到不能说明没有。第二，关键是“密电”的内容，“武力解决”之类的话没有根据，重大党史问题一定要有文字根据。第三，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张国焘问题的根本是南下“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密电”只是南下路线的一个具体情节，党史研究不能只顾猎奇，舍本逐末（《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目前，由于没有直接档案材料，这一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对这一事件的表述要科学严谨。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红军长征史》的说法是：1935年9月9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据毛泽东在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他从叶剑英的报告中得知了这一电报的内容：“这电报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206页）。这种表述以历史依据为基础，不夸大不缩小，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历史原貌。 　　8．关于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　　红军长征及其胜利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和中国经济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并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上世纪中外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究。近年来，又出现了进一步挖掘长征意义的新成果。 　　杨炳章指出：对于长征，不论从政治上讲，还是历史地看，怎样强调它的重要意义都不为过。他着重分析了长征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正如同长城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一样，长征已成为中共革命历史的象征。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最初28年的历史是一个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到毛泽东主义政治的转变过程的话，那么长征则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明显的里程碑。正是这一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当时的外部因素相结合，导致共产党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杨炳章著，郭伟译：《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2、280页）。从政治思想史角度研究长征意义，是一个创新。他在其中运用的西学概念和方法，实际上类似于中学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又有根本不同，比如“政治现实主义”概念偏重于强调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现实功利性，更类似于政治实用主义。 　　还有学者从政治文化学视角提出了“长征文化”的概念及其重要意义，认为：长征的历史和精神，有关长征的文献或文本，长期以来人们对长征的历史叙事、学术研究以及宣传、纪念活动等等，构成了长征文化。长征文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和历史依据，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对长征文化遗产的继承意味着对政权合法性的继承（《学术探索》2001年第1期）。此类跨学科研究方向应该坚持。　　（《中共党史研究》授权人民网发布，请勿转载）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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