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样错过SARS冠状病毒的？

　　操刀世界首例SARS尸解，南方医科大学教授丁彦青解密3年前有关内幕——

　　我们是怎样错过SARS冠状病毒的？

　　核心提示

　　最近，本报一篇“广东科学家首次找到SARS病毒受体”的报道，让丁彦青再次成为国内外媒体的焦点。

　　三年前，是他亲自操刀进行首例SARS患者尸解，并找到确凿证据，支持广东专家“非典病原是病毒，不是衣原体”的著名论断。但至今还为错过发现这个病毒就是冠状病毒而遗憾。

　　56岁的丁彦青走路风风火火，说话声如洪钟。很难想象，他是一个糖尿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肾癌患者。这个曾经的第一军医大新兵蛋子，以军人的豪气面对疾病“围攻”，谈笑自若。同事都说，他“走到哪里，哪里的灯就会亮起来”。

　　“握手可能传播SARS”，观点引起国际震动

　　广东科学家首次在SARS尸检组织中找到SARS病毒功能性受体！丁彦青最新研究发现，在SARS病毒侵入人体后，通过SARS功能性受体激活感染病毒的细胞，导致发病。这意味着，如果能运用早期检测技术，找出这些受体，将有利于SARS的早期预防性治疗，减少SARS对人体的损害！

　　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先祝贺您最新SARS科研取得成功。3年了，很多人以为SARS都过去了，原来您还在做这些研究。

　　丁彦青(以下简称丁):有人也劝我，现在热点转移了，别再搞什么SARS研究啦。但我们搞科研的，不能这样一味追“热点”。虽然这两年很平静，但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SARS列为烈性传染病，现在我们对其机理已经熟悉了，大规模的流行是不会有了，但还有散发的可能。而且既然还有很多问题没弄清，我们的实验和研究就不应该停止。我这里还保存着4例SARS病人的尸体标本，其中3例还是全世界最早的3例，研究起来比较方便。

　　记:就这么一路研究下来？

　　丁:是的。我们拿了两个基金，一个是国家自然基金，给了我们20万，做“SARS病理学及发病机制”研究，第二个是中德SARS研究合作基金(42万元)，做“SARS免疫机理研究”。

　　我们的研究分“三段论”:首先是“SARS病理变化研究”，2003年下半年在英国杂志上首次提出肺和免疫器官是SARS病毒攻击的主要靶器官，反响很大，文章引用率很高。

　　第二是“研究SARS病毒在人体内的分布”，发现人体皮肤汗腺、肾远曲小管等多个器官均存在SARS病毒，在2004年5月首次提出SARS除呼吸道、消化道外，还可能通过汗液和尿液传播的新观点。这个引起国际震动。国外通讯社纷纷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专门提醒医护人员要注意戴口罩、洗手。《NATURE》新闻主编还专门为此发表新闻评论，还配上一张握手的照片，说中国专家发现了SARS传播的新途径，提醒我们要加强预防，要戴手套。

　　第三就是这次即将发表在英国《病理学》杂志上的“SARS发病免疫病理机制研究”。

　　记:《NATURE》专门发新闻评论，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吧？您原来的专业好像不是搞这个的，恐怕要让很多专业出身的人深思。

　　丁:《NATURE》只有出现了非常有价值的论文，才会发新闻评论，因而是对全世界科学界的高度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新闻评论，比发表论文还重要。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做肿瘤转移研究，搞SARS似乎有点专业不对口，哈哈。但SARS让我获得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NATURE》发新闻评论。可以说，我搞了一辈子的肿瘤研究，都没有取得如此受到重视的成果。真应了那句老话:无心插柳柳成荫。

　　记:这次的“SARS发病免疫病理机制研究”又有什么新突破？

　　丁:我们首次在SARS尸检组织中证实了人体存在SARS病毒功能性受体——“血管紧张素2受体”。之前，美国哈佛大学的专家已经在受SARS病毒感染的细胞中发现了“血管紧张素2受体”，这是一种SARS特异性功能受体，细胞内有了这种受体，就能与SARS病毒结合，导致发病。如果能够早期发现、阻断这一特异受体，就能阻止病毒侵入细胞。

　　但哈佛大学的有关研究只是停留在细胞层面，我们的课题组首次在人SARS尸体中找到并证明了这一受体的存在。

　　记:未来研究的重点还是SARS吗？

　　丁:这两个有关SARS的基金课题基本结题了，还是带学生做回老本行吧，搞大肠癌的转移研究。现在很多肿瘤细胞在发现时就已经转移了，还往往是中晚期，我们要争取在肿瘤转移早期就把它找出来，能够早诊断、早治疗。另外，这3年研究SARS毕竟有了些心得体会，有机会的话还想研究一些其他新发传染病，例如禽流感。

　　记:看来您是跟传染病结上缘了？

　　丁:做科研，关键在于坚持。我总是告诉学生，最重要是持之以恒，不要一会想做这个，一会想做那个，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搞肿瘤转移，现在还在做。现在每天都看国内外的各种专业信息，不然跟不上别人的发展啊。

　　老实说，搞科研就像在探路，有时候也感到渺茫，但路还是要走下去啊，只有一直走下去，说不定还能找到路。

　　力挺“SARS病原是病毒”，却错过是“冠状病毒”

　　2003年2月10日清晨，人们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悦里，丁彦青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走进实验室。突然，院长来了，一字一顿地说:“老丁，广东省卫生厅给了我们医院一个十分特殊而且极具危险性的任务，你敢接受吗？”

　　记:您在SARS中最出名的事件，就是全世界首例非典尸体解剖。现在还记得当时的细节吗？

　　丁:终生难忘。短短15分钟之内，我就召集了12个同事和学生开会。第二天从早上就开始准备，下午3点左右，尸体就从广州市某医院运来了，我们就上手术台。

　　记:当时非典传得神乎其神，怎样得病，怎样治疗都不得而知，你们怕不怕？

　　丁:第一反应是兴奋，要解剖世界上第一例非典病人尸体啊。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当时还没有专门的防护口罩和隔离衣，我就穿着这白大褂，加两层一次性手术衣，外面套一件塑料围裙，戴上两层口罩，这样就上手术台了。

　　解剖从下午3点做到6点多，我们都非常累了，因为要仔细看了又看，生怕有病变的部位没有取材，怕错过重要的东西。当时，其他人为了保险起见，手术后当场脱掉身上的衣服，拿去烧掉了。

　　记:那您烧衣服了吗？

　　丁:哈哈，我没有。当时只想着这次解剖如何处理好、处理圆满。太累了，就躺了下来想。那时候我做完肾癌手术刚满一年，很容易疲劳。但非典研究关系重大。万一结果做出来有差错，那我的专业生命就完了。

　　记:您当时的解剖结果是怎样的？

　　丁:第一例死者有严重的肺水肿和组织坏死等。我当时根据病理变化和特殊染色证实，确定是病毒感染。重复做了3次检验，都是这种结果。之后13日解剖的第二例，也是这个结果。

　　记:我们至今记得，那场著名的“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风波。18日下午，新华社发布了北京这一结论，省卫生厅紧急召集专家研讨对策。而恰好当天上午，我们刚采访过您的解剖结果，两边结论差别很大！

　　丁:是，我的压力很大。其实，北京做的研究，也是用我们这第一例的标本，但结论迥异。当时，很多人专门打电话来问我:你有没有把握？我说:科学要讲证据，我确信我的研究结果。

　　后来到晚上，你给我打电话确认，我列了四条“不是衣原体”的理由:一、衣原体肺炎一般呈散发性，即零零星星地发生，所以流行的可能性不大，但这次广东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有局部流行的特点；二、衣原体肺炎死亡率不高，大概在0.1％—1％之间，而且发病也不凶险，比如发烧热度不会太高，这与本次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不同；三、衣原体肺炎属肺间质肺炎，肺泡隔会增宽，但这次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尸检显示，肺泡隔变化不大；四、在本次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病例中找到了病毒包含体，这是诊断为病毒性肺炎的重要依据。

　　记:当时广东多数专家都质疑北京的结论，您当时怎么看北京专家的观点？

　　丁:第二天你们的报道出来后，北京的电话打过来质问:“院士都说是衣原体，你为什么说是病毒？！”我只能苦笑:“这是科学，不是我说它是病毒，而是它本身就是病毒。”后来电话太多，我脾气不好，就差点跟他们吵起来。

　　当时真的有压力。坦率地说，北京同行这次真的分析不全面，识别错误了。我个人非常尊敬洪涛院士，谁都难免有出错的时候。

　　当时，卫生部很快召集我们到北京汇报情况。这里面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因为我本身不是搞病毒研究的，所以那次我专门带着解剖标本清晰的电子照片，到北京想找专家，确认这究竟是什么病毒。还打算也找我的老师陈德蕙教授帮忙看看。可惜当时非典期间，管理非常严格，我们一开完会就回广州，没机会跟他们见面。回头想想，真是太可惜了，否则如果当时查出是冠状病毒，就不会先由国外先宣布这个结果了。

　　记:当时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称之为“中国科学家的集体失败”。

　　丁:这个教训很深刻。老实说，当时疫情非常敏感，我们的研究都非常慎重，错失了良机。所以等到当年7月份气氛稍为“轻松”，我就抓紧时机，在英国杂志上发现刚才说的那第一篇病毒攻击靶点的研究论文。我们不能再耽误了！这就是科学的精神！

　　一上午最多有67个电话，一部车4年才跑1.5万公里

　　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丁彦青的一个博士在家和爱人打赌:“你信不信，我敢肯定丁老师现在在办公室里。”博士的爱人说:“你别逗了，大年初一教授还不在家陪家人啊。”博士二话不说拨通了丁彦青办公室的电话，果然是丁彦青接的电话，博士大笑:“哈哈，丁老师新年好，我赢了。”

　　记:我们跟您的一些同行聊天，他们都说，“老丁啊，是做学问的”。记得您曾自嘲“一身是病只剩精神健康”，糖尿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肾癌一侧肾被切除……现在感觉怎样？

　　丁:现在身体好多了，只是要随身带许多药。因为糖尿病，我每天都要打胰岛素。出差坐飞机要过关检查，就很麻烦。现在半年要定期体检，老忘了，要家里人强制我去。哈哈，你看，刚才我太太又打电话来问我吃药了没。

　　记:每天要吃药、打针，肯定很辛苦。

　　丁:(略一思考)你看我桌面这一排药瓶，都是。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有6种以上的药。是药三分毒，我尽量不敢多吃。现在身体不行了，同事们都知道，除了出差开会，我早上7点20分起床，8点“按时上班”，每天晚上12点“准时回家”。回到家洗个澡看下电视，2点就自然睡了。人老了睡眠少，中午补睡一个小时。

　　记:听说您现在是南方医科大学年龄最大的在任科主任，也是呆在科室时间最长的科主任？

　　丁:哈哈，学生们抬举的。我也跟领导提过，想不做主任，只做教授，因为主任的行政工作真是很多。我一周从头忙到尾，有人给我统计过，一个上午最多有67个电话打进来找我。所以我最喜欢的是星期天，习惯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大门一锁，我自己可以静下心来，看一些专业书，看研究的最新进展等等。吃饭就叫外卖送到铁门外面。

　　倒不是说有多伟大，没办法，干惯了，停不下来。我四年前买了一部小车，现在主要是我女儿在用，你猜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记:多少？

　　丁:一万五千公里吧。我都没怎么用，平常就是医院和家里“两点一线”，开会、出差也不用自己开车。

　　记:您还打算这样拼多久？

　　丁:(笑)让我干几年就干几年。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种责任。医学是人命关天的事，而病理又是医学之母。如果我这里诊断错了，医生手术就很可能切错了地方，那病人就要丧命！我们自己辛苦些，就要对病人、对医生、对医院的声誉负责，不能不认真、不谨慎！这才是我最大的压力。

　　本报记者陈枫段功伟实习生林晖通讯员邹莹张淼

　　图:

　　南方医科大学丁彦青教授与同事一起讨论学术问题。

　　曾强王亮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