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 我的生活之路

　　张晋藩教授

　　著名法学家，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张晋藩教授的一系列主要著作构筑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和基本学术观点已为我国法律史学界普遍接受。

　　代表性论著：《中国法制史》第一卷，《中国法律史论》、《法史鉴略》、《法律制度》等。主编多种法制史教材及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有些专著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国文字出版。

　　张晋藩（口述）陈夏红（整理）

　　我是在九一八事件的前一年出生的。十几年被奴役的殖民地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的伤痕是永不磨灭的。记得1945年6月，我哥哥———一个伪满小学教员，因为写了反满抗日的文章，互相传看，被人发觉，一天夜里十几个警察把他抓走，说是思想犯，这在当时是死罪。此后杳无音信，直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才幸运地得到释放。少年时代的生活历程，使我萌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为什么对历史情有独钟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灭其国者，先灭其史。”对此我深有体会。“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占领中国东北，奴化东北人民的心灵，便粗暴地篡改历史，说：满洲国人不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而是日本天照大神的子孙。历史被歪曲到这个样子。

　　我父亲是读书人，我小时候，常常给我讲历史的故事，讲《三国演义》、《水浒》之类。在我脑子里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样子的，而在学校课堂上讲的历史，是另一个样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得了一个侵略者不仅凭借武力，还要从文化上，从民族的心理上进行侵略。而这其中首要的就是篡改历史。所以揭示历史的真相，对于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和归属感是太重要了。

　　1950年9月，调我去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国家与法权历史的研究生。当时很多同学都为我惋惜，说学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多有意思，为什么学历史呢？但是我都特别地高兴，因为我对历史情有独钟。

　　大学时代的流亡

　　1945年“八·一五”光复以后，我正读初中二年级。次年考入私立东北中正大学预科。1947年又顺利进了本科。1948年这个学校并入当时的国立长春大学。这里想讲一讲在我人生经历中很重要的一段，就是1948年从东北到北京的流亡学生生活。

　　1948年初东北解放战争迅速发展，沈阳被包围了。学校当局提出来迁校到北平，说：到北平以后“有书读，有饭吃”，就这样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全体学生乘美国的运输机迁到北平。我到北平的确切时间，是1948年的5月8号。

　　可是到北平以后，根本没有地方住。为了生存，我们占进了前细瓦厂胡同三号和四号。三号据说是清朝内务府官员的院落，四号据说是梁启超先生的公馆。我们当时就住在这两个大院里头，一个屋子里住了几十个同学。既没有书读，吃饭也很困难，靠国民党社会局的救济。“有书读，有饭吃”的梦想逐渐破灭了。

　　更为恶劣的是，1948年7月4日的《华北日报》公布了一条消息，说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了一条决议，说要对东北流亡学生进行考试，合格的编入临时大学，不合格则编入军队。显然要把东北学生当炮灰了。这个消息一出来东北学生愤怒到了极点，第二天7月5日，组织了一次大游行，反对北平市参议会的决议，要求读书。游行队伍延长安街往南走的时候，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

　　这个事件对我的影响和教育，就是打破了对反动政权的幻想。过去东北人正统观念很强，所以才会上了迁校“有书读，有饭吃”的当。当局之所以把东北的学生迁徙到北平，是怕这批大学生落到共产党的手里，毕竟大学生在当时来说是太少了。“七五”枪声使东北流亡学生清醒了，人们开始心向着解放区。

　　辽沈战役后，我和两个同学准备回东北解放区。到了沈阳以后，介绍我到东北行政学院学习。我到那儿看了看，一看那种学习方式，大课报告、小组讨论，非常不适应，于是就等着北平解放再回北平读书。

　　参加土改运动

　　1951年暑假参加内蒙古地区土改，是我走上革命之路以后的第一次锻炼。当时，人民大学进行清查反革命运动，只派少部分有培养前途的教师和研究生，参加西北地区的土改。我是很幸运的，参加了那次土改。

　　我们坐火车到绥远，现在叫呼和浩特。下车的时候，立刻感到气氛紧张，因为看到解放军押着带脚镣的一队土匪过去。

　　我们所在的村，是土默特旗巴什板申村，是大青山下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这个村给我最初的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黑呢？一点灯火都没有，远近都有狼嚎。再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穷呢？还有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脏呢？苍蝇蚊子遮天盖地，每天中午休息，都得把头裹得紧紧的，有一点缝儿，苍蝇就钻进来了。

　　在巴什村经历了七十三天的土改斗争。9月17号，我回到了学校。土改对我的锻炼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阶级立场的锻炼，另外就是和贫下中农的感情上的融合。我那时候年轻，做青年工作，比如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团员等等。一入九月天气已经很凉了，晚上开会我和青年们共披一件破旧的羊皮袄。还有到贫下中农家去吃派饭，根本没有灯，就给你盛一勺子，那一勺子里面，什么苍蝇的都有了。这些慢慢全都适应习惯了。

　　土改对我来说，是一次受教育的过程，也是经受阶级斗争锻炼的过程。确实体验到了农民的阶级感情及他们的生活情趣，感受是很深的。我现在还保留一张与农会全体干部的合影照片，很珍贵的。我一直想回到这个地区去看看。

　　学生对我的保护

　　1966年5月文革初期，有一天《人民日报》上以一个版的篇幅，批判两本书，一本是《科举制度史话》，另一本是《南京史话》。《科举制度史话》是我和邱远猷合写的，被批判的理由是该书宣传入党做官论。更重要的是因为“历史小丛书”是吴晗主编的，这就跟“三家村”挂上钩，所以批吴晗、批“三家村”，《人民日报》顺便把我们写的“历史小丛书”带出来点了名了。这就等于被党报揪出来了，当然是被批斗的对象了，至少可以说你是“三家村”的喽罗。可是在那个疯狂地全面批斗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点我的名。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母亲告诉我，来了三个学生，让你去一趟。这已经是中午了，我说，“那我赶紧去好了”。母亲说，“这三个学生的态度很好，说吃了饭再去也可以”。我说，“学生叫去，哪敢吃饭呢，赶紧去吧。”我就去了。后来见到这几个同学，他们说：“张老师你怕什么？你不就那本书吗？我们了解你。”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几句话是多么难得，是多大的慰藉啊。

　　学习蔡元培办好研究生院

　　1983年我到中国政法大学参与创办研究生院，在研究生院院长的岗位上一直工作了11年。在我读书的时候，非常钦佩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我的才力虽远远不及，但却心向往之。当时法大的教师力量不足，我便把京内外的著名学者请来做导师。刑法学请了高铭喧、王作富，民法学请了佟柔，法理学请了孙国华，法律思想史请了张国华，中国法制史请了王永兴、曾宪义，国际法请了王铁崖。京外的韩德培、端木正、俞明仁等等也都是我们的导师。另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中国法制大家瞿同祖等等，我们都请来做学术委员，参加我们的科研讨论会。

　　除此之外，实务部门的学者也都请了，由校内外、理论部门和实践部门相结合的导师组，承担组织和教学任务，持续了很长时间。

　　办研究生院这一段，是我这一生中比较精彩的篇章，把我的教育理想多少实现了一点，在我的一生里头，这十一年的辉煌是很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