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和谐构建不容"坐而论道"

　　蒋萌作品集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构想，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再到《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成为六中全会主要议题，和谐概念正呈逐步强化之势，并已进入针对性部署、全面实施阶段。

　　然而，正如幸福是一种主观的良好感受一样，和谐同样是一种涵盖广泛、却又较难量化与考察的境界状态。正因如此，如今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某些地方的红头文件、一些官员的会议讲稿言必以和谐“戴帽”，文明、祥和“润色”不可或缺，通篇大论洋洋洒洒，但回过头细一琢磨，不是发觉“空洞无物”，就是又犯起“新瓶装旧酒”的老毛病。某些“光说不练”不仅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本意南辕北辙，更在群众中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说白了，老百姓搞不懂那么多条块理论，对表面文章也早已厌恶反感，人们真正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质，就是要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去完善、改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切身、最现实的社会问题。

　　“打蛇打七寸”，抓住问题本质，自然事半功倍。比如，目前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敏感焦点，看似相互独立，可实际上，这些问题不是牵扯到社会资源、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就是各类合理诉求不尽如人意的外在体现。现代社会人们对物质与精神的双向诉求，决定了它们的协调与否将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而当前许多诉求表达、公平机制并未获得应有的满足，少数人借机形成强势利益集团，并试图不断巩固不当既得利益，甚至衍生出各类腐败犯罪，正是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可否认，地方与相关部门已在采取某些措施。比如，近来被热议的收入分配改革、以及今年初开始实施的个税起征点调高，就被看作是社会第一、第二次分配变革的启动。然而，由于前者此次主要涉及离退休、事业单位等“皇粮”人员，也引发了“非公”群体的争论；而单纯调整个税起征点，似乎也具“济贫不劫富”意味。对此，“改革无法一蹴而就”只能是一种“权宜”解释。人们难免会疑虑：诸如垄断暴利、“非公”群体权益维护、以及涉及生老病死的社保制度，是否同样可以通过红头文件、行政命令就能“陆续解决”？改革的艰巨性与所需的过程，人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能成为某些地方与部门相互扯皮，问题处理“避重就轻”，机制创新迟迟悬而未决，甚至为维护部门利益而不作为的“挡箭牌”！

　　当然，和谐社会的创建还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文明素养不断提升，增强科学发展观意识等许多方面。而要实现这一切，一是应从法律机制层面入手，最大限度确保社会的公平公正；同时也要不断缩小改善贫富差距，努力扩大就业，缓解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更要通过各种矛盾梗阻的理顺、各种漏洞缺陷的弥补、各种民众后顾之忧的化解，使社会的焦虑不安得以舒缓，尽可能使合理诉求得到释放，最大限度地令不当行径受到有效的约束与惩治。也只有如此，和谐健康的社会氛围才会得以全面尽早的实现。

　　正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和谐概念的提出，早已表明高层对社会发展中“不和谐音符”的高度正视。在中国社会发展面临“更上一层楼”的情况下，这已不是要不要做、而是如何尽快付诸实现的课题。和谐的构建来不得“坐而论道”，社会发展更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始终带领人民群众稳步前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永远保持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注定要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也必然要实现和谐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