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责任，我们总在现场

　　实践证明，我国的新闻队伍是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队伍，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记者，节日快乐！

　　张蜀梅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人们心目中最理想的记者形象。

　　而今，“我是记者！”简单的几个字，同样蕴涵着深刻的涵义和张力。

　　“我是记者！我在现场！”是的，只要有新闻发生的地方，就可以看见记者忙碌的身影。

　　伊拉克战争打响后，本来已经离开巴格达的中央电视台报道组，决定重返巴格达，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真实的战争场面送到中国观众的面前，用镜头实践了“战地记者”的职责；神舟六号飞天，本报记者为了拿到第一手的新闻，不顾艰难险阻，哪怕是蹲羊圈也要拍到珍贵的一刻；SARS突然来袭，人们还不知道真相、沉浸在无形恐惧中的时候，还是记者和医务人员一起进入第一现场，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而每一次的滔滔洪水、惊涛骇浪，记者总是往前冲……

　　这是人们眼中的记者、心目中的记者，是成功的记者！

　　“我是记者，我有压力！”常年奔波以及在责任竞争双重压力下，很多媒体从业人员感到身心疲惫。有调查显示，超过80％的国内记者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有大约57％的记者感到工作压力很大。据有关资料显示，记者职业的危险程度仅次于矿工和警察。

　　近几年，记者受到各种威胁的报道越来越多，不少地方都出现记者在调查时被殴打的事情，可见，记者的工作环境不容乐观。

　　然而，每一年却还有很多年轻的毕业生，渴望加入到这个行业。

　　这个职业为何有这样的吸引力？看看国外同行怎么看待记者这个职业的吧。《时代》周刊驻华记者汉娜·比奇说:“在美国，职业记者常常比较理想主义，他们的目标就是寻求真相。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可以为穷苦人说话。这个职业吸引人还在于它可以让人到处走动，和不同的人交流，增长见识。”

　　不可否认，记者职业的这些特质，也同样吸引着国内的记者，中国媒体与生俱来的政治和社会责任感，仍然使这一领地燃烧着不歇的职业激情。

　　前不久，中央领导在一次重要发言中，肯定我国的新闻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依据就是四个字:“实践证明”。第七个记者节来了，我们特意在此捧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几个优秀记者的呕心“实践”，与同行共勉，更以此向公众表明，我们记者无愧于“信赖”二字。

　　记者节快乐！

　　追赶神六落地就数我们最快

　　讲述人:南方日报记者严亮

　　2005年10月12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送别神六飞天后，我跟搭档贺信辗转数千公里，火速赶往神六降落区——内蒙古四子王旗，第二天晚上，抵达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这是最靠近降落核心区的镇，漫天风沙，打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更让人头痛的是，降落区安保严密，先期进入核心区的200多名国内外记者，被从各牧民家里请出来。

　　公安正在红格尔苏木挨家挨户排查，禁止外来人员逗留，50多名隐身在这的记者正在东躲西藏——这个时候，我们来了。

　　搜寻神六最佳降落点

　　通往神六降落核心区的道路都被封锁，企图闯关的记者大多被请回百多公里外，我们将突破时间定在14日凌晨6:30，在这个时候，熬了通宵的警卫最为疲倦，加之即将交接班，容易松懈，不出所料，我们租的富康车大摇大摆地通过了关卡。

　　然而，数百平方公里草原，神六会落在哪里？神五降落在丁吉草场，我们到那里看了一下，20名的同行顽强地潜伏在这里，牧民家的羊圈、草垛里，不时传出对话声音，“太不安全了，肯定是安保人员清查重点”；另外，飞船专家不久前公开抱怨:神五降落区建了太多房屋，感觉这里降落可能性很小。

　　“不能有太多建筑、不能有高压线、不能有超过20度斜面……”根据这些飞船降落条件，我们在核心区北侧，发现这样一块宽阔平坦草甸，三四平方公里上只有3户牧民。

　　“再理想不过的地方”，我们在中间那户牧民家“安营扎寨”，将房屋后仓库里的草清出来，连人带车都藏了进去。

　　躲过“地毯式”搜查

　　草原上手机没有信号，随身携带的海事卫星电话也没有打开与后方联系，我们怕被定位暴露，只在静静地等候。我们音讯全无，报社同事心急如焚，“人失踪了吗”？

　　白天，安保人员经常突然袭击，来到牧民家门口；另外，也会采取远处用望远镜观察，看哪户有生人，这两招很管用，侥幸进来的二三十名记者又“栽”了。

　　最“狠”就是，晚上也检查，要不是牧民家那羊倌跑回来报信，在外面透气的我们也被抓个正着。

　　10月的内蒙草原夜晚气温逼近0℃，我们在车里只盖着一床薄薄的被子，破败的仓库四处漏风，到半夜2点，我就被冻醒，再也睡不下去，硬是熬到天亮。

　　16日下午，突然有三架直升飞机降落在我们前面的草坪上，“不会那么夸张吧，这么大阵仗来抓我们？”贺信有点诧异地说。

　　飞机起起落落，“有戏啦，这肯定是在进行最后的搜救演练，降落点就在附近”，我信心大增。

　　飞船就落在2公里外

　　靠收音机得知，神六将于17日凌晨返回地球，一夜未眠，将相机的电池一直放在怀里焐着，怕在低温下电能很快流失。凌晨4点，就将牧民家的农夫车发动起来，因为这车底盘高，比我们的富康车更适合在草原上驰骋。4点20分左右，神六飞船在发着红光的降落伞陪伴下，从我们头顶掠过，向南飘去。

　　“追、追、追……”我穿着军大衣，头戴毡帽，抱着跟我特别亲的牧民家小男孩，与小男孩母亲坐在车头，就像一户牧民家庭要出去走亲访友似的，通过机动巡逻岗。

　　天上的直升飞机似乎乱成一团，但瞬间又一下子不见了，黑沉沉的草原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感。

　　很快，我们找准了方位，一下子扑了过去。就在两公里外，3架直升飞机在天上盘旋警戒，神六飞船静静地伫立在飞机投下的光圈里，“除了天上飞的直升飞机，在地上，就数我们最快，比搜救车队还快！”

　　我们记录下这次完美降落的过程，为《南方日报》关于神六的宏大报道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后来，陆续有几名记者赶到，我们在送走两位宇航员后，大家抱起一起合影留念，与很多敬业的同行相比，这一次，运气站在了我们这一边。

　　洪灾首日一线“扑料”14小时

　　讲述人:南方日报记者谷立辉

　　可以说，《南方日报》在韶关“7·15”洪灾首日的报道是最详实的，图文并茂，全面客观地反映了灾情。记者在报社领导的直接指挥下，快速反应，深入灾区一线捕捉新闻，并与编辑部密切沟通配合，当日重要的新闻信息无一缺漏。

　　现在回想起韶关“7·15”洪灾，作为驻站记者，我一直在暗自庆幸，如果那天我回广州过双休日，如果那天我睡了大懒觉，我将错失很多抢抓新闻的机会——

　　开了几年车，我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过水。通往乐昌北部灾区的交通，只有京珠高速公路是“通畅”的。但当我搭乘的吉普车经过梅花路段时，山洪向路面倾泻，高速公路上的水流也到了人膝盖深，不少小车水中死火。

　　交通大动脉在洪灾面前，也显得如此脆弱。7月16日凌晨，我了解到乐昌火车站有客运列车滞留的情况后，立即向编辑部反馈信息，编辑部要求我采访列车滞留的原因和旅客安置情况。我电话采访才得知，京广铁路的路基也过水了，列车在该路段进退维谷。

　　这一天，我第一个听到坪石监狱犯人需要紧急转移的消息。在乐昌坪石监狱路段，由于前方道路过水车辆无法行进，我在监狱办公室等候消息时，监狱负责人报告了监区被水浸，1600多名犯人已经紧急转移的情况。我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条重大的新闻线索。我立即向身旁的监狱干部了解详情。对此，韶关市领导提出事件比较敏感，希望先不要报道。我向市领导说明了新闻信息的重要性，并保证把握好度和报道的方向，他们这才同意发布。

　　这一天，我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仓促”。为了解当时受灾最严重的乐昌白石镇的情况，我们一行人尝试从三条路去该镇，但路都被洪水所断。当天傍晚，我没吃晚饭就从坪石赶往韶关三防指挥部。在京珠高速公路塞车的一个多小时里，我用手提电脑完成了一篇新闻稿的初稿，而心里也开始犯嘀咕:发稿不知来不来得及。

　　当天，我工作时间18个多小时，从早上7时多出发采访，到晚上9时多坐下来写稿；从晚上11点发出第一篇稿件，到次日凌晨1时发出最后一篇，见报稿件包括《5万群众安危让人揪心》、《监狱1600多名犯人需要紧急转移》、《韶关遭遇历史罕见暴雨》、《乐昌橡皮艇冲锋救人》和《乐昌火车站1700多名旅客滞留》等，见报新闻图片包括“京珠高速公路过水”、“泥砖房倒塌”、“乐昌城区一片汪洋”和“橡皮艇救人”等。

　　第二天一早，在韶关市三防指挥部听到当地领导的赞许后，我摊开一份沉甸甸的《南方日报》，感受最深刻的是在大灾面前，不仅要有新闻敏感，更重要的是深入一线才能捕捉到新闻材料。而大范围的灾情发生时，我感觉到了分身乏术，但有报社编辑部和新闻同行的支持，才有可能最全面地反映灾情，还洪灾一个真实的面目。

　　“逮”住最后希望“追捕”传媒大亨

　　讲述人:南方日报记者丘剑华

　　在我的记者经历中，有不少采访报道成自艰难加幸运，而且其中大多是幸运寓艰难之中，印象比较深的是下面这一例。

　　2003年10月7日下午5时许，我坐在了美国新闻集团董事长鲁珀特·默多克旁边，并按下了录音键。第二天，独家报道《传媒大亨酝酿在华大动》在《南方日报》刊出，还配上了我和默多克的合影。

　　此前一天，获悉默多克访粤的消息后，报社决定派我争取与他作一次“对话”。我一边准备采访提纲，一边与有关接待官员联系采访事宜。

　　默多克的事业和声名毋庸赘言，世界上很多媒体人以“为默多克打工”为职业制高点，当然，反感他掌握话语强权的人也大有人在。就采访技术上而言，据杨澜在《我问故我在》一书中回忆，此公沉默寡言，为人低调，多年来从未接受过超过20分钟的采访，即使接受采访也是三言两语打发了事。1998年杨澜曾采访了默多克35分钟，问题全部围绕电影《泰坦尼克号》，而当时她还是默多克控股的凤凰卫视的名主持，有“近水楼台”之便。

　　虽然接待官员对《南方日报》的采访要求很重视并努力付诸交涉，但直到见到默多克为止，我一次一次得到的总是“很难”、“不太可能”、“纪律不允许”之类的不妙消息。

　　默多克的私人飞机下午3点到广州，3点到4点，他坐车到珠岛宾馆并立即听取中国下属的汇报，4点到5点，和广东省领导会面后随即从广州飞往北京，赴中央党校发表演讲。如此紧密的安排，是不太可能让人钻空子采访。

　　我向广东接待官员提出与他一起去机场迎接，再趁空采访，得到的回答是礼宾规定不能违反。再三研究行程，显然唯一有可能采访的空隙是默多克抵达机场后到飞机起飞前的那段时间，还要看路上塞不塞车，本人愿不愿意。

　　重重关卡，把采访机会挤得只剩下一线希望。眼看时间所剩无多，我决定自行赶到机场等候采访机会。当时已是国庆旅客回流高峰，广州大塞车，我特意坐地铁，在“轰隆隆”声中穿过大半个广州城，去赴一个与乘坐私人飞机而来的大亨的渺茫“约会”。途中得知:官方会面提前结束了，默多克可能比我先到机场，采访希望渺茫到了极点，我沉吟再三，还是继续前行，去“逮”住那最后一线希望。

　　5点钟后，我跑到了机场贵宾厅，2分钟后，由警车开道的默多克一行也到了，好险。当接待官员把我领进厅内稍作介绍，传媒大亨默多克立即面带微笑，向我伸出手来:“Nicetomeetyou！”默多克本人当天兴致很高，有问必答，他甚至关注起了我作为中国新闻人的成长生存状态。在他的私人飞机的轰鸣声催促下，持续近半个小时的采访才告结束，双方合影告别。

　　专题统筹:张蜀梅谢苗枫

　　图:

　　本报记者第一时间拍到神六落地。严亮摄

　　坪石监狱犯人大转移。严亮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