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银河何必给社会学乱下定义

　　作者：曾念长

　　近日，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其新浪博客上发表《关于换妻》一文，声称换妻是公民合法权利，结果引来网民声讨。其后，李银河又在博客上发表《科学对于人的事情几乎无话可说》一文，借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话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社会学很难成为一门科学，“与其说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是科学，不如说它是文学或者哲学”。

　　数年前，李银河在她的一篇专栏文章说到，（大意）在性学研究过程中，她经常碰到这样一个来自学术和生活的双重困扰，即时常有人从伦理的角度对她提出面对面的质疑，作为社会学家，她试图回答生活中的真相，而作为一个无法起身离去的社会个体，她无法违背伦理的强大逻辑。

　　“揭示真相”，代表了一位社会学者的基本价值取向，它蕴含了科学的精神种子。如果社会学失去了这粒种子，也就失去了长成参天大树的可能。100多年前，先人种下了这粒种子，将社会学种在实证哲学的土壤之上，以区别于经院哲学和其他文化学科，许多社会学家为这棵树苗浇注了心血，并且反复求证这样一个理念：社会学致力于像自然科学一样，它应该提供一种或多种面向人类社会自身的科学认知方法。每一位试图在社会学上有所作为的社会学家，他的目标就是创造出一种靠近科学的方法。回溯社会学发展历史，这一目标同样适用于过去每一位被反复提起的社会学家。从古典时期的迪尔凯姆、韦伯、齐美尔到现代的帕森斯、布迪厄、福柯，他们都为社会学提供了卓越的研究方法或范式。他们的最大贡献既不是对时代的道德奉承，也不是解决了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将社会学向科学的目标推进了一步。

　　诚然，这样的理念在我们的国度必然受到来自传统的挑战。《关于换妻》一文所引发的声浪，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李银河的观点触犯众怒，被定性为“伪社会科学”。当科学挑战了主流的社会价值，它就会受到大众乃至最高权威的绞杀，这是科学在其发展史上最不幸的境遇。科学是一种奔向正确认知的理想和努力，但并不意味着科学研究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同理，李银河的观点也许缺乏长远的思量，却并不意味着她在从事一项“伪社会科学”。但强大的批评声浪似乎让李银河对社会学的真实面目产生了幻觉：或许是一时的赌气，她以“社会学本来就不是科学”来回击“伪社会科学”的质疑。笔者主观地认为，《关于换妻》和《科学对于人的事情几乎无话可说》是两个带有因果关系的思想片段。

　　事实上，不单社会学如此，自然科学在中国同样有不被信任的命运。这无关乎科学本身，而关乎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我们的骨子里，隐藏着“先做人、再做事”的生存智慧和深层传统，因此，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埋藏着难以信任科学的根本原因。

　　李银河的先夫王小波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醒目的特异存在，这是因为，王小波的文学理想背离了中国的文学传统，并且嘲讽了人们对文学的世俗理解。而在过去几年，一些激进的文学人士常常用“庸俗社会学”来挖苦另外一些文学人士。这些被挖苦的对象，恰恰是王小波要嘲讽的对象。如此一来，作为他的妻子，李银河估计会站出来辩解道：那些歪门邪道算不得社会学！在中国，似乎每个人都是无师自通的社会学家，这其实是对社会学的最大曲解。即使是知识精英阶层，也缺乏对这门科学的起码尊重———目前中国有上百家科研院所设置了研究社会学的学术机构，而充斥于其中的研究者，多数来自其他研究领域。当李银河公开宣称社会学其实就是文学或哲学的时候，实际上进一步抹杀了学科训练产生的“社会学家”与传统文人出身的“庸俗社会学家”之间的区别。

　　李银河说道：“我们既然不能把人关进实验室，我们既然不能把人的行为从周围的各种联系中孤立出来，我们也就不能对人及其行为做出科学的解释。”西方的社会科学家早就被迫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被吓倒，而是做了不懈的努力。科学及其方法一直都是走在从无到有并不断完善的路上。从孔德的“实证哲学”到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和韦伯的“价值中立”，再到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以科学为志业的社会学不是在不断地得到修正和完善吗？

　　责任编辑：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