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工资改革：制度正当才有效率预期

　　据《华夏时报》报道，财政部综合司司长王保安近日表示，下一阶段工资改革重点为“限高、稳中、托低”，即设定上、中等收入的政策范围；保持或适当增加中等收入层次者的工资水平；用3年时间提高低工资收入人群收入，使其达到平均水平。

　　众所周知，要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而工资分配改革则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置于贫富差距较大的现实语境下，这个工资改革的善意初衷

　　制度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立足点，应停驻于制度的正当性上。在今天，以收入“平均”作为重要诉求的这个工资改革原则，必然会赢得许多支持掌声。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平均并不意味着公平，更遑论效率。所以，对这个工资改革背后的制度正当与实践效率问题，我们还应理性视之。

　　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的困局，很容易让一些人忽视了这些年我们在分配制度改革中取得的成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恰恰就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囚笼中走出来。摆脱平均主义束缚，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极大调动。“限高”政策通过“削峰填谷”的手段，来谋求社会整体收入的平均，一定要防止重蹈“平均主义”的泥沼。更重要的是要找到恰当的立足点。毕竟，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与经济体制下，财政分灶吃饭，企业自负盈亏，都决定着不同劳动者的收入必然发生差别。

　　事实上，工资改革首先必须厘清的关键，还是收入是否合法与透明的问题。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广大公众最痛恨的，绝不是那些靠合法劳动的高收入者。种种现实说明，公众所谓的“仇富情结”指向，则是那些利用手中权力，大搞黑色收入、违法收入的某些公职人员；他们反感的是那些利用垄断地位，靠不平等竞争大发不义之财，大搞福利腐败的“垄断豪门”。而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恰恰就在这些领域总是遭遇“肠梗阻”。比如，腐败不能根绝，非法收入就无法取缔；垄断不能破除，垄断行业的一次次“减薪风暴”就一再成为空话。由此可见，在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相关政治体制积弊不能得到根本荡涤的情况下，简单地从操作层面上进行工资分配“数字化改革”，很难具备足够的激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