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易“感”艾滋与“管理者豁免”（时风）

　　最新一期《南方周末》报道了一则让公众瞠目的新闻：少数官员生活不检点，成艾滋病易感人群。“易感”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防艾知识的无知。一个对3000名中国地方官员的调查显示，六成以上官员不知艾滋疫苗尚未问世，被问到“当下属感染艾滋病怎么办”时，约五成官员选择了“替下属保密”。二是少数官员生活不检点，较多存在高危易感行为。已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中，一些人拥有多名情妇，在专家看来，性伙伴越多，意味着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几率越高。

　　这个调查报道很有反讽意味。官员怎么会成易感人群呢？在公众印象中，官员向来是防艾的发号施令者，宣布这个群体为高风险人群，警告那个群体成易感染人群（前段时间就有部门宣称大学生和农民工成艾滋传播的高风险人群），指令这个群体要作为重点防艾对象，命令那个群体上岗要接受艾滋检测——没想到向来置身于防艾之外、被管理者之上的领导干部群体，竟然也成了易感人群。

　　这个让人瞠目的反讽结果，暴露出我们许多社会问题治理中的“管理者豁免”现象：治理一个问题时，首先将管理者预设为这个问题天然的、不证自明的道德超越者，把领导干部排除在管理目标对象之外，让他们享受一种监管豁免权。

　　正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管理者豁免”意识，所以像预防艾滋病教育、公民普法教育、安全卫生教育之类的活动，向来都只指向普通公众，指向农民工、大学生、流浪人员等普通社会群体，官员天然地置于“训话者”和“指导者”的俯视地位；似乎只有这些群体才可能不懂得防艾、不懂得守法、不懂得安全卫生知识，所以需要由官员组织活动对他们进行教育。就拿防艾政策来讲，每年各地出台那么多政策，从安全套进宾馆到农民工防艾培训，从娱乐服务从业者上岗前先接受艾滋检查到学校开防艾课程，防艾政策差不多涉及所有群体了，就是没有指向官员群体的。

　　其实相比无权的普通公众，掌握着权力的人更需要“管理”，因为权力导致腐败，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即使在“防治艾滋病”这个非政治问题上也应如此——因为手握权力的人可能会以权谋色，可能面临更多的性诱惑，可能会接受性贿赂。就拿已经曝出的那些腐败案来看吧，有几个贪官不好色，有几个贪官没有在外养情妇包二奶？安徽宣城一贪官甚至因为情妇太多而以ＭＢＡ理论进行管理（任命首席情妇）。所以在当下权力缺乏约束的语境中，这个掌握着权力的群体比一般群体更可能拥有好几个性伙伴，更可能传播艾滋病，当然应该接受更多的防艾管理和防艾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