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何以成了艾滋病易感人群

　　[新闻回放] 据《南方周末》昨日报道:少数官员生活不检点，成艾滋病易感人群。“易感”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防艾知识的无知，一个对3000名中国地方官员的调查显示，六成以上官员不知艾滋疫苗尚未问世，被问到“当下属感染艾滋病”时约五成官员选择了“替下属保密”;另一方面是少数官员生活不检点，较多存在高危易感行为，已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中一些人拥有多名情妇，在专家看来，性伙伴越多意味着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几率就越大。

　　这个调查报告难免会让公众瞠目结舌———官员怎么会成艾滋病易感人群呢?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官员似乎与感染艾滋病是扯不到一起的，向来都是防艾战役的指挥部署者，宣布这个群体为高风险人群，警告那个群体成易感染人群(前段时间就有部门宣称大学生和农民工成艾滋传播的高风险人群);部署这个群体要作重点防艾对象，安排那个群体上岗要接受艾滋检测———没想到向来置身于防艾目标群体之外的官员，竟然也成了易感人群。这无疑暴露出我们许多社会问题治理中的“管理者豁免”现象:治理一个问题时，首先将管理者预设为这个问题天然的、不证自明的超越者，把管理者排除在管理目标对象之外，让他们享受一种监管豁免权———官员嘛，是管理别人的人，当然会比其他群体更高明、更道德、更有避免问题的理性，根本就用不着监管，就像“手电筒”一样，只照向别人而不会照自己。

　　正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管理者豁免”意识，所以像预防艾滋病教育、公民普法教育、安全卫生教育之类的活动，其目标人群似乎向来只与普通公众，譬如农民工、大学生、流浪人员等普通社会群体有关，官员高高在上地置于“训话者”和“指导者”的俯视地位。似乎只有这些普通社会群体才可能不懂得防艾，不懂得守法，不懂得安全卫生知识，所以需要由官员组织活动对他们进行教育。就拿防艾来讲，每年各地出台那么多政策，从安全套进宾馆到农民工防艾培训，从娱乐服务从业者上岗前先接受艾滋检查到学校开防艾课程，防艾政策差不多涉及所有群体了，咋就是没听说指向官员群体的?

　　其实相比无权无势的普通公众，掌握着权力的官员更需要监管，因为权力导致腐败，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即使在“防治艾滋病”这个问题上也应如此———因为手握权力的人以权谋色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更大，可能面临更多的性诱惑，可能接受更多性贿赂。就拿至今曝出的那些腐败案来看吧，有几个贪官不好色?有几个贪官没有在外养情妇包二奶?安徽宣城一贪官，甚至因为情妇太多，而以MBA理论进行管理(任命首席情妇)!所以在当下权力缺乏有效约束的语境中，掌握着权力的官员群体比一般群体更可能拥有好几个性伙伴，更可能传播艾滋病，当然应该接受更多的防艾管理和防艾教育。可因为“管理者豁免”的公共政策习惯，一个高风险群体竟然长期置身于防艾视界之外，以至于在其他群体通过教育养成基本的防艾知识后，蓦然回首，才发现我们的官员竟然对防艾如此无知。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