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育主义”下的商业尴尬

　　□毕舸

　　看完这则报道，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词“国家体育主义”，当体育自诞生之日起进入世界竞技层面，它就蕴涵了个人荣誉与国家目标捆绑在一起的意味，并且要求前者服从后者。“国家体育主义”的价值核心，是为了宏大的集体战略部署，要求体育运动员无条件服从上级指令，形成高度凝聚的团体，充分发挥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特点，去争夺一个又

　　于对应的思想教育体系，“国家体育主义”在日常培训中，希望让所有运动员的社会价值观基本统一，都讲求个性服从于共性，奉献精神大于回报索求。作为回馈，“国家体育主义”向运动员、尤其是作出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政策，自一个孩子进入体校开始，政府就进行了大量投入，到他在运动队训练、比赛、生活、出成绩，直至退役。“国家体育主义”像一道厚实的屏障，使制度呵护几乎贯穿运动员一生。

　　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推进到今天，尽管在奥运会、世界杯等最高层面的比赛中，“国家体育主义”依然占据了主流。但在频率更高、更关系到运动员直接利益的日常形态中，职业比赛开始主导运动员的价值体现。商业化俱乐部成为运动员的衣食父母，运动员竞技成绩的好坏，关系到观众的捧场程度、职业比赛的商业资源开发程度，也由此带来运动员经济性一面的凸现。优秀的运动员发觉自己成为明星人物，通过企业赞助、拍广告等一系列活动，获得丰厚的收入。

　　这是市场深度介入体育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国家体育主义”的福利色彩被削弱，类似“举重冠军沦为搓澡工”的悲剧，反映出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运动员的大包大揽一去不复返。而即使是奥运会、世界杯，也需要通过巨额商业赞助来维持其良性运转。

　　所以，“为备战2008年奥运会，现役运动员包括明星运动员不得参加各类社会活动”这一事件，估计在体育总局领导看来，不过是“国家体育主义”与商业体育的阶段性冲突。体育总局并没有完全封杀明星运动员参与各类商业活动的选择自由，只是在“奥运高于一切”的宗旨下，要求体育运动员暂时放弃既得利益。

　　其实，竞技体育本质上是功利主义，它追求以奖牌数量和等级为标志的“成绩”，其道德导向并非无懈可击———某些体育明星会想：我已经拿回了那么多金牌，难道现在就不能拥有属于自我选择的空间吗？民众当然希望2008年奥运会上中国取得好成绩，但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对个体选择自由的尊重，正在形成社会意识主流，对于“禁止运动员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也未必完全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