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雷电的四年――彭冲和中央工作组在上海（下）(2)

　　风雨雷电的四年——彭冲和中央工作组在上海（上）

　　在一团乱麻中落实人的政策最不易

　　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老窝和发迹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的控制从来没有放松过，张春桥人在北京但一直兼着上海的市委书记，因而在组织乱、队伍乱、

　　这里摘录一些“四人帮”曾经讲过的话，看看黑白、是非之颠倒已经到了何等荒唐的程度，也让读者了解中国在20世纪“文革”期间曾经有过这么荒唐的一页，了解和记住这些将不是无益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张春桥的话，马天水1976年11月5日揭发交代）

　　今天到会的全是造反派头头，到会的没有旧市委、旧人委的人，只景贤一人，真是有改朝换代的样子了。是要改朝换代呀！那些走资派还能让他们再回来吗！（张春桥1967年9月关于武斗的一次讲话）

　　人大、政协不要了。（张春桥手稿）

　　团也是这样，性质完全改变了，不是共产主义先进青年组织，实际上带有全民性的了，而且也是从团中央一直下来的。（张春桥1967年10月4日在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资产阶级完蛋了，统战工作臭了，还搞什么统战机构！（王洪文1967年11月在研究成立统战机构时的讲话）

　　北京、上海、天津公检法，要彻底砸烂。（张春桥手稿）

　　县公安局干好事不多，我赞成砸掉。（张春桥1967年10月3日在上海各组办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掺沙子要相互掺，工人中掺解放军，解放军中掺工人。（张春桥1970年1月19日在听了上海师院汇报后的讲话）

　　同志们看到上海市文攻武卫，现在有四个师了，要稳步发展……准备武装10万工人，发10万支枪……如果不这样，光靠警备团不行。（张春桥1968年1月31日在上海警备团干部战士大会上的讲话）

　　你们那里有人说，文攻武卫是张春桥的私人武装。那是廖政国造谣。（张春桥1969年7月30日听汇报时的讲话。廖政国，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批老干部，解决老干部的问题，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张春桥1967年4月对三个干部的谈话）

　　对解放出来的干部，要当国民党留用人员对待。（张春桥对上海市委组织组的讲话）

　　老干部，老了，老奸巨猾。（张春桥1971年3月30日在上海革委会各组办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文艺界是比较复杂的……现在搞深搞透没有？我看没有。因为敌人是很狡猾的，他们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他又弄上一套。（江青1967年11月9日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文艺界清队我从来不讲好话。搞得不踏实。许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知道的问题都破不了案。这次通过讨论江青批示，要好好抓，再前进一步。（张春桥1970年1月14日在上海市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没有政治好、思想好的知识分子。（张春桥1970年12月在上海市学习班大学组的讲话）

　　我们骂臭知识分子，是因为那些人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且他炫耀他的知识，他以为他有资本，可以和无产阶级对抗。他用这一套东西来吓唬工人、农民，因此我们就骂。什么知识分子？臭知识分子。我看这个应该骂。（张春桥1971年1月15日在上海市传达四次党代会精神时的讲话）

　　社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就靠革命造反派，就交给我们了。我们把队伍带好，今后总得管十几年吧！（张春桥1967年9月11日的一次讲话）

　　要把权拿到自己手里。（姚文元1967年2月9日接见上海市群众组织头头时的讲话）

　　我现在别的不担心，只担心军队。（王洪文1973年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期间同上海的中央委员们的谈话）

　　上海今后仍需要为中央输送一批干部。从现在开始就做……150人，中青为主，老的也要。（王洪文1974年1月同上海几个亲信的谈话）

　　中国近代史上詹大悲说：“大乱者，治中国之良药也。”大乱是大好事。（姚文元1974年1月14日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讲话）

　　加强企业管理，无非是把刘少奇那一套，苏修那一套修正主义搬出来，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把工人的手脚都束缚住了。（张春桥的话，王秀珍1977年3月31日揭发）

　　即使十年都成文盲，刘、邓打倒也是最大的胜利。（张春桥1972年10月3日的一次讲话）

　　全世界资产阶级把上海叫做左派的堡垒。……要巩固这个革命的堡垒。（张春桥1974年4月9日给马天水的信）

　　别的地方工作，我不想插手了。上海的工作还是和我分不开。（张春桥1976年9月21日对徐景贤的谈话）

　　毛主席百年以后，斗争就复杂了。我准备坐牢，我做好准备，大不了掉脑袋。（王洪文1975年9月11日在上海市委常委会结束后的谈话）

　　主席百年之后，也好办，那就跟他们斗吧。斗得过就斗，斗不过就千刀万剐。（张春桥1976年4月底同女儿的谈话）

　　这里用一定的篇幅所录下的上述言论，只是“四人帮”掌权时所发谬论的很少很少的一部分。现在看到，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可是在十年浩劫中确实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搞乱了思想，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历史难题和遗留问题。

　　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首的中央工作组进入上海以后，面对的局面真如一团乱麻，无论在清理组织、搞清队伍方面，或是在端正思想、落实政策方面，还是在恢复生产、保证供应、确保治安方面，都是百废待兴，而又问题成堆，问题成山，与各地比较，说上海的工作量最大，复杂性、特殊性问题最多，是毫不夸张的。

　　例如上海在“文革”以前支边的青年有10万人之多，后来都要求回沪就业，这样的特殊问题在全国就是少有的。又如聚居在上海的文化人，在全国是最多的，其中名人之多、明星之多、精英之多在全国也是少有的；“文革”中受到江青、张春桥的残酷迫害又是最严重的，无一不给戴上种种大帽子，整成了一大堆的黑材料，迫切需要拨乱反正。这也是上海的特殊性。

　　再如上海是全国经济分量最重的城市，也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可是在十年浩劫中被“四人帮”及其余党搞得思想非常混乱，在经济上也是积重难返，确实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也是特殊性。

　　中央工作组依靠上海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快了落实政策的步伐，解决了大批历史遗留问题。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上海被审查处理的干部共106264人，至1979年3月已复查完毕102331人，约占96．3％。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上海受迫害的局以上干部，在1978年底已安排473人，占总数的74．2％；1979年继续安排134人，合计占95．2％。处级干部安排3464人，占其总数的86．6％。

　　1957年以后上海错划了成千上万的右派分子。到1979年6月底，上海完成了改正工作，计16486件。

　　在1979年，还完成了如下几项落实政策的工作：

　　完成了地富分子的摘帽和改变地富子女成分的工作；

　　完成了1964年“四清”运动中一部分人被错定为地富成分的纠正工作；还复查了“四清”中发生的其他案件53555件；

　　完成了历史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工作；

　　落实了去台人员亲属的政策，计2058件；

　　复查改正了侨胞的冤假错案，计1025件；

　　对历史上一部分被划为“反动学生”的人员，进行复查和改正；

　　复查历史上的党纪案件18000多件，重新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落实了资本家的定息政策，一次退还定息25亿元；

　　为许多知名作家、教授、专家落实有关知识分子政策，如退还巴金的稿费，为周谷城重新出版著作，等等。

　　上海在1977年春节举行了大规模的文艺、教育、科技、社会科学等各界人士出席的大型座谈会，巴金、周谷城、于伶、郭绍虞、草婴、孔罗荪、芦芒、沈浮、孙瑜、柯灵、赵丹、秦怡、白杨、黄佐临、袁雪芬、丁是娥、杜宣、俞振飞、徐玉兰、金彩凤、华文漪、李炳淑、王个竹移、沈柔坚、张乐平、杨可扬、唐云、丁善德、王云阶、孟波、周小燕、黄贻钧、闵惠芬、李名强、余红仙、冯契、徐盼秋、李佐长、漆琪生、谭其骧、蔡尚思、刘佛年、巢峰等等被“四人帮”尘封、迫害十年的精英重新出现在上海的政治生活中。这在全国开了先河，起了带头作用。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苏振华、倪志福以及中央工作组的大部分成员已经返回北京，工作是在彭冲为第一书记，严佑民、王一平、韩哲一、赵行志、陈锦华等为书记、常委的上海新市委主持下完成的。依靠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海当地的各级组织，同心协力，加班加点，夜以继日，解放思想，辛勤劳动，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拨乱反正，把大量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清算了“四人帮”折腾十年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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