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管理者豁免与官员的艾滋盲点

　　作者：佚名

　　一个对3000名中国地方官员的调查显示，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的官员不足四成；三成官员赞成“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在一部分官员中存在高危易感行为。（《南方周末》11月9日）

　　这个调查报道很有反讽意味。官员怎么会成易感人群呢？在公众印象中，官员向来是防艾的发号施令者，宣布这个群体为高风险人群，警告那个群体成易感染人群；指令这个群体要重点防艾，命令那个群体上岗要接受艾滋检测——没想到向来置身于防艾之外、被管理者之上的领导干部群体，竟然也成了易感人群。

　　这个让人瞪目的反讽结果，暴露出我们许多社会问题治理中的“管理者豁免”现象：治理一个问题时，首先将管理者预设为这个问题天然的、不证自明的道德超越者，把领导干部排除在管理目标对象之外，让他们享受一种监管豁免权。

　　正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管理者豁免”意识，所以像预防艾滋病教育、公民普法教育、安全卫生教育之类的活动，向来都只指向普通公众，指向农民工、大学生、流浪人员等普通社会群体的，官员天然地置于“训话者”和“指导者”的俯视地位；似乎只有这些群体才可能不懂得防艾、不懂得守法、不懂得安全卫生知识，所以需要由官员组织活动对他们进行教育。

　　其实相比无权的普通公众，掌握着权力的人更需要“管理”，即使在“防治艾滋病”这个问题上是也应如此——因为手握权力的人可能会以权谋色，可能面临更多的性诱惑。就拿至今曝出的那些腐败案来看，有几个贪官不好色，有几个贪官没有养情妇包二奶，安徽宣城一贪官甚至因为情妇太多而以MBA理论进行管理（任命首席情妇）。所以在当下权力缺乏约束的语境中，这个掌握着权力的群体比一般群体更可能拥有好几个性伙伴，更可能传播艾滋病，当然应该接受更多的防艾管理和防艾教育。

　　可因为“官员群体豁免”的公共政策习惯，一个高风险群体竟然长期置身于防艾管理之外，在其他群体都通过教育养成基本的防艾知识后，蓦然回首才发现，我们的官员竟然对防艾如此无知。

　　来源：四川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