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首席评论：简单谋求立法优势不如改变执法思维

　　□滕朝阳

　　如果“暴力执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暴力抗法”的诱因，那么，于城管执法而言，急务和要务恐怕是在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上下功夫，以着力改善社会公众对自身的观感，而不是其他

　　11月9日，在广州市2006年行风评议结果通报会上，广州市城管支队得到的评议结果是满意。市城管支队队长王国如说，这种满意更多地应该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的。在谈到保障城管队员人身安全时，王队长认为为城管立法是迫切的。（据11月10日《新快报》）

　　在城管形象普遍欠佳的背景下，广州市城管支队能获得满意的评议，的确不易。但王队长关于立法以保护城管执法队员的迫切呼吁，我却不敢苟同，尽管类似的呼吁不绝于耳。为城管立法之难，条件是否成熟，且不去说；我以为，于改善城管执法现状而言，立法既非急务，亦非要务。城管队伍人身安全自应受到保护，这种权利与其他公民并无不同。城管执法环境看起来也比较恶劣，比如去年广州全市城管遭到暴力冲突700多起，队员受伤330多人次，今年1到10月，执法中遭遇暴力冲突受伤的队员也有300多人次了；而在北京，城管人员以身殉职一事，仿佛更使人触目惊心。这些都是实情。问题是，城管队员的人身安全问题，与是否立法究竟有多大的因果关联？是不是立了法，城管队员遭遇的暴力冲突就会减少呢？城管队员的人身安全就更能得到保障呢？

　　城管队员在执法中遭遇冲突，与其他类型的执法遭遇并无本质不同，因为管理者与管理相对人本来就是一对矛盾。在执法中，发生言语冲突甚至肢体冲突，恐怕都难免。一般性冲突乃当今社会普遍之现象，无害于社会稳定，亦无碍于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是，当一般性冲突演化为暴力冲突乃至流血冲突，甚至成为执法遭遇的常态，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从城管一方来说，他们遭遇的是“暴力抗法”。但据我的观察，“暴力抗法”事件中，并无源于对城管执法合法性质疑的典型案例。也就是说，尽管城管目前可能有法律地位不明的困窘，而“暴力抗法”者却很少因怀疑城管执法的正当性、合法性而蓄意挑起事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为城管单独立法，人们也看不到因此能减少暴力冲突事件的可能性。

　　从管理相对人一方来说，生活的困境，以及他们遭遇的“暴力执法”，也许是引发冲突的要因。如果“暴力执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暴力抗法”的诱因，那么，于城管执法而言，急务和要务恐怕是在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上下功夫，以着力改善社会公众对自身的观感，而不是其他。倘若在执法过程中遭遇冲突就萌生立法以自保之念，即便确有客观需要，也易使人生出滥用执法资源进而谋求立法优势之惑。若管理者遭遇“暴力抗法”便要立法保护，则管理相对人遭遇“暴力执法”时亦同样有类似诉求。人们不应忘却的一个常识是，发生暴力冲突事件总离不开具体的条件，而在暴力冲突事件中受伤的也决不会总是其中的一方。

　　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城管执法的现实遭遇，真实地折射出城市管理者的胸怀，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化解社会阶层矛盾冲突的智慧。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