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新中间阶层”标准莫陷入攀比漩涡

　　家庭月收入2000元，就算中间阶层。11月10日上午，“新中间阶层生活调查”的旅游行为调查结果公布，受访者家庭收入低限确定为2000元。由于进行此次调查的中国国情研究会负责人皆来自国家统计局，有着很高的权威性，所以调查被视为首次对“新中间阶层”进行标准定义。（见11月10日《法制晚报》）

　　报道说，中国国情研究会秘书长张仲梁提出，“新中间阶层”有六大标准：一、具

　　在量化和定性“新中间阶层”的冲动和准备，积累和储备到一定阶段和程度的时候，从“最低收入”到“六大标准”，“权威”得出的“新中间阶层”“标准定义”也横空出世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标准定义”，难免有强制定义的嫌疑。比如笔者，暂且可以满足以上所有条件，但我始终感觉自己是“下产阶层”。

　　这样的“标准定义”能得到多大范围和广度的公众的认可，我们暂且搁置不谈，在此笔者的一个善意的忧虑就是，在“幸福指数”被纳入国家统计、造成地方政府展开排名争夺的后果以后，各地地方政府会不会为“新中间阶层”百分比的多寡，再展开一场类似的、形式大于内容的为排名先后制造的政绩攀比战、口水“泡沫”战？

　　按照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等人的意思，他们今年起编制国民幸福指数目的在于“使它与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联合国，开始采用GNH(国民幸福总值)来统计和评测经济价值。而在许多地方官员那里，“幸福指数”已经背离了卡尼曼等人设定的初衷，成为继GDP之后，又一个炫耀政绩的时尚“排位榜单”。

　　量化“新中间阶层”和量化“幸福”一样，本质上都是政府采用的一种预测和衡量民众生活水平和质量等公共存在状态数据的工具。而现实情况是，一旦这样的度量民众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公众存在状态数据进入到地方政府的视野中时，很可能异化为他们比较政绩和炫耀执政能力和水平的硬性“指标”和权威结论。由GDP和GNH前车之鉴，我们这样的善意预想，绝对不是哗众取宠和无中生有。

　　地方政府攀比“新中间阶层”的多寡，虽然不会导致像地方GDP攀比时那样，不顾环境与经济发展规律等的“不顾子孙”“菏泽而渔”的浅视性发展，但这样的攀比中难免要制造出浮夸、唯数据论现象，在虚荣的优越感造成的盲目乐观眩晕里，势必要影响到公众对中产阶层的现实定位与实际认知，并进而影响到政府在优化中产阶层诸多政策时决策的方向。比如，如何处理中间阶层对自身身份认同向积极方向的转变，如何破除中间阶层因为生活、工作压力造成的易碎梦魇，以及如何建立平等、和谐的机制，优化阶层上升的良性转化系统，如此等等。不言自明，如何建立强大而稳固的合乎国情、契合民情的中间阶层，远比地方政府和不同部门间因为非正当导向和利益驱动性示范，导致的原本可以并且是应该避免的“新中间阶层”多寡的攀比要现实和迫切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