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何不能到异地采访？

　　(代课老师惠志敏在街头扛过大包)兰州晨报由于报道了庆阳市代课老师惠志敏“失业”后在兰州打工谋生的辛酸经历，揭了庆阳市教育局的老底，使得庆阳市教育局恼羞成怒，大光其火。事后的11月9日，庆阳市教育局局长卢化栋大声呵斥记者：“你兰州晨报跑到我庆阳来采访什么？难道《甘肃日报》能够跑到河南去采访吗？”（11月10日《兰州晨报》）

　　农村代课老师成了柴草堆里的木锤，想用了就拿出来敲打一下，不用了即丢弃不管，这种作法是否人道，暂且不论，庆阳市教育局对代课老师辛酸经历的冷漠，也先不去管他。在这里，笔者有一点疑问：兰州晨报为什么不能去河南庆阳采访？媒体的异地监督为什么会受到权力的掣肘？

　　权力需要有效监督才能健康地运作，谁来监督？作为“百姓代言人”的媒体责无旁贷。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今中国的地方媒体，都必须接受当地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管，这种运作机制，显然是一种封闭的内循环机制！这就是说，无论地方权力机关在自己工作运作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地方舆论媒体都不敢也不愿去反映这些工作错误。

　　正是这个体制上的原因造成了媒体对本地或本行业内发生重大事件或问题不予报道的缺位，甚至误导！今年7月4日，“新华视点”报道了浙江临海市多所中小学在政府的推动下，不惜背债几千万甚至高达数亿元人民币，竞相攀比迁建豪华新校舍并陷入财政困境的现象，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响。但是，临海市一名主要领导看到报道后，勃然大怒，立即进行“统一布置”，指令该市媒体《今日临海》（原《临海日报》）和当地电视台挤出黄金时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针对市民的议论，不懈宣传临海教育的“辉煌成就”，公然歪曲事实真相，和中央媒体唱反调。如此误导受众，舆论监督的功效在哪里？因此，在当地媒体遭权力扼制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正是异地监督报道冲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禁锢，使众多事实昭然于天下。

　　而且，群众对有关舆论监督报道的态度值得关注。根据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进行的一项“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和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众认为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太少，舆论监督力度不够”。74.8%的受众认为媒体“对本地政府监督不够”。

　　拒绝媒体异地监督，是和“执政为民”的理念背道而驰的。闻过则喜，有则改之，应当成为权力部门的座右铭。期盼庆阳教育局呵斥记者异地监督的事少些少些再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