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范:漫步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50年前的一天，薛范从一份《苏维埃文化报》上，读到在莫斯科举办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盛况。

　　联欢节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人唱着“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

　　这天晚上，他放下译稿，去欣赏一部歌剧。回来的路上，突然从一户人家的窗口飘来悦耳的钢琴声。他停下手摇车，仔细倾听，是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静静的黑夜、淡淡的路灯、悠悠的琴声……薛范的心中涌起一股诗意，一种浪漫。回到家中，已是午夜一点钟了，他拿起未完的译稿，文思如潮，很快译完。

　　当年9月，上海《广播歌曲》刊登了薛范翻译配乐的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随后，各省市音乐刊物纷纷转载。

　　于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苏联走向中国。上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中的家庭，几乎无一不晓《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2006年，“俄罗斯年”系列活动使中国掀起了雄劲的“俄罗斯文化旋风”。一首首熟悉的俄罗斯民歌再次传唱，成了唤起记忆、传播美好的友谊使者。《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友谊之歌》、《再见吧鸽子》、《共青团员之歌》……听着这些旋律响起，薛范感到宽慰，却依旧宠辱不惊。作为一个下肢严重残疾的人，一个翻译配乐近千首前苏联民歌、为其进入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宠辱不惊，也许是他在经历了太多悲欢荣辱后，炼铸的重要个性。

　　“丑小鸭也要唱出自己的歌”

　　签名售书、担纲顾问、出任嘉宾……薛范参加过无数回有关音乐的活动，却从没有作过关于残疾人自强不息的报告和演讲。他愿意以一个翻译者、研究者的身份，平等地与人交流。他说:“有篇报道我的文章写得蛮好，但题目是《请注视我，不要注视我的轮椅》，结果还是让人家注视我的轮椅了。我希望，不要把我的成就与残疾联系起来。残疾人与正常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样有生活、工作、贡献的权利。”

　　薛范2岁时因小儿麻痹症致残。但聪明过人的他，自小就没觉得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两样。他和同龄人一起快乐地上学，门门功课都很好。中学时，他迷上无线电，很先进的五个灯管的电子收音机，他都能装配。然而，高中快毕业时，老师考虑他肢体有疾，劝他改学外语，将来搞搞文学翻译，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用笔为祖国建设服务。他听从了老师的劝导，高中毕业后，报考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谁知道，在开开心心到学校报到时，他却被告知:不予入学。原来，在体检时，医生忘了在他的表上填上“肢体残疾”，学校以为他是健康人，因而发放了录取通知书。但那个时期，残疾人是不能进高等学府，尤其是外语类学校深造的。

　　一个残疾人，想以自己的奋斗和智慧，获得与正常人同等的待遇，却成为一种奢望。这使心气蛮高的薛范“憋屈得很”——“就算我是一只丑小鸭，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唱出自己的歌呀!”

　　在记忆中，有件事令他难以忘怀:年轻时的一天，他们几个残疾人在人民广场一角有说有笑地聊天。几个年轻人走过来，议论道:“噢哟，残疾人还要介(这样)开心做啥?”顿时，薛范的情绪一落千丈。他很气愤:难道残疾人就没有高兴的权利，没有生活的权利?

　　人活着，就要活得有尊严!这句话，对薛范不是一般说说的，而是融在血液里，刻在心尖上，埋在骨子里的。一些小事，在平常人看来不算什么，他却很在意。比如，某天一位熟人打电话给他，说在电视中的“送温暖”活动里看到他了，觉得很奇怪，别人看到领导上门慰问，都很激动，他却一点也不。他反问道:“我为什么要激动?”

　　这使我想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他授勋的事。1997年11月10日，北京，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大厅，叶利钦总统俯身将一枚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佩在薛范胸前。轮椅上的薛范很平静，看着总统，露出淡淡的笑容。他说，在上海听说这一喜讯时，心中的一泓湖水就平静得波澜不兴。

　　薛范说:“我这个人喜欢平等。”我明白他说的平等，是残疾人与正常人之间的平等，是百姓与高官之间的平等，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平等。因此，当他以出色的成就获得相应荣誉时，他觉得很正常，想激动也激动不起来。

　　母亲曾为他买了一个塑料饭碗

　　能翻译苏联歌曲，得益于不屈地自学。薛范脊柱扭曲，下肢严重残疾，不能行走，也不能久坐。他的许多翻译歌曲，是跪在床边完成的。但他从小崇拜铮铮铁骨的英雄，曾经计划写一部《岳飞传》，可惜“文革”扫走了他收集的所有资料。也许正因为此，薛范的身上，有一种不可欺的凛然正气。

　　在被上海俄语专科学校拒之门外后，意志坚强的薛范自学了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的所有课程，并随着广播自学了英语、日语、法语。上世纪50年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一所俄语广播学校。这所没有围墙，没有校舍，不取分文的空中学校，给薛范及千千万万求学者带来知识，带来愉悦，带来希望。

　　薛范翻译配乐的第一首歌是苏联歌曲《和平战士之歌》，时为1953年。随后，他翻译配乐了《海港之夜》、《女水兵》、《大学生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友谊之歌》、《再见吧鸽子》、《心儿在歌唱》、《共青团员之歌》、《阿辽沙》等一系列苏俄优秀歌曲。此外，他还翻译配乐了美、英、法、日等数十个国家的一千多首歌曲，如加拿大歌曲《红河谷》、印度歌曲《流浪者》、日本歌曲《北国之春》等等。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薛范的苏联歌曲翻译不得不中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敏感的薛范感到:艺术无国界，苏联歌曲今后还会被介绍到中国来。于是，他摇着轮椅来到上海图书馆，查找60年代以后的苏联杂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这里遨游，中午只吃几片自带的面包。那时，上海电力供应紧张，图书馆也经常停电。很多次，没法乘电梯，薛范就双手撑着拐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上去。不巧的是1964年至1970年的苏联杂志，上海图书馆还没有。他打听到北京图书馆有，便毅然只身北上。

　　他摇着轮椅到火车站，请人帮忙将轮椅随火车托运。到北京后，他摇着轮椅找到一位住在紫竹院的朋友家。那时，北京图书馆还在北海一带。每天，他摇着轮椅从紫竹院到北海，再由北海回到紫竹院。这一路，几乎耗尽全部精力。就这样，他把俄罗斯文学撒向了中国大地。至今，由他翻译配乐的苏俄歌曲有近千首。

　　也许有人以为，如此大的成就，薛范的物质生活也一定很富有。其实不然。即便在今天，翻译一首歌的稿费，也就几十元而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薛范是靠父母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的。过去，电影票只卖几分钱、几角钱一张的时候，每有国外新片放映，他就摇着轮椅到电影院，边听插曲边记谱，回家后，再整理。这样，一部电影总要连看好几场。可是今天，电影票到了七八十元一张，他看不起电影了。一些喜欢的外国歌曲原谱，他只能靠在美国的朋友买。一般一本5美元。过去，全国有多家专门刊登歌曲的杂志，现在只剩了北京的一家。所以，大多数作品难以发表。

　　他的老母在病重时关照他，给他买了个塑料碗。母亲以为，自己走了后，重残的儿子只能靠乞讨生活了，而塑料碗不易打碎呀。

　　我们很多人为他的境遇奔走呼吁过，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直到1997年，叶利钦为他授勋后，才得以解决:每月1000元补贴，看病报销70%。

　　而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为一首翻译歌曲举办一个纪念会

　　“怀旧”，是时下一个很热门的词。“听说北京有一个俄罗斯餐厅，前来就餐的多为中老年人。他们边吃边听边唱，甚至有人为之流泪。这是不是一种‘怀旧’情结?”我问薛范。他直率地说:“我不喜欢‘怀旧’这个词。什么是旧?优秀的艺术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只能说是‘怀念’，而不是‘怀旧’。”

　　是怀念，不是怀旧。1994年11月，中央乐团合唱团举办“伏尔加之声俄罗斯暨前苏联歌曲音乐会”。出乎意料的是，场面异常热烈，观众们不时合着节拍鼓掌。

　　演出结束时，薛范被人推上舞台。这时，全场沸腾起来，没有人指挥，没有人鼓动，台上台下同声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很多观众边流泪，边挥手向薛范致意。于是，原定演出两场，在两个月中演了23场。如此，还是欲罢不能，一直演到了100多场。

　　与此同时，上海、广州、哈尔滨等城市，都掀起了“苏俄专场音乐会”热潮。

　　在北京，一位老教授走到薛范面前，深深地一鞠躬，说:“谢谢你，你的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大连，一位中年妇女拉着薛范的手，放声大哭。在她下乡插队最艰苦的岁月里，是一本偷偷收藏的苏联歌曲集，伴着她渡过难关。

　　在上海，一位女士泣不成声地对薛范说:“我是唱着你的歌长大的。”

　　在昆明，人们在纪念册上留言:“您的每一首歌就是一朵鲜花，您使我们拥有一座春天的花园。”

　　薛范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几乎每封都倾诉着他们对苏俄歌曲的感情。上海叶良骏女士这样写到:“那些歌给我们整整一代人留下的不仅是音乐，而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编织的梦幻。当我们满头银丝的今天，回首往事时，我们特别珍惜青少年时代那份没有尔虞我诈却充满温暖的情谊，和那些歌一起留在我记忆中的，是至今并未淡忘的昨天——那些理想和追求。”

　　正是这样，薛范翻译的苏联歌曲，是烙在整整一代人的生命年轮上的。薛范说:“我们今天唱苏俄歌曲，不是怀旧，是在欣赏那些经过岁月筛选，依然闪着光华的艺术珍品。”

　　毋庸置疑的事实出现了: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中国，会唱的人比俄罗斯人还要多。今年8月，北京还举办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中国50年的纪念会。为一首翻译歌曲举办一个纪念会，也许在中国音乐史上还是第一回。

　　“为年轻人留下一份真正的美”

　　薛范说，他有种孤独感。他的生活很丰富，有他热爱的事业，有热爱他的歌友。

　　那么，他孤独在哪里?

　　在心里。是那种理想不被理解的孤独。他曾经感慨地说过:“现在改革开放了，只要不反动、不黄色的东西都可以进来。但是，我却闭塞了。”过去，他是通过广播自学外语的;他是通过书报杂志、电影获得各国音乐资料的。现在，电视广播天天是港台和欧美流行歌曲，也没有图书杂志介绍苏俄和拉丁美洲等国的歌曲。他没有渠道获得想得到的信息。

　　“我们富裕的代价是丢失了道德和文化。”他说。他看到，社会上现在有许多语种的学习班，但是没有俄语班。他不明白，俄语怎么会成了小语种呢?有孩子想跟他学俄语，家长却拼命反对。他很气恼，家长为什么这么功利?在一些大城市，青少年学英语的热情压倒了汉语。他激愤了——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你还有什么?

　　有一次在重庆，一位年轻人直率地对薛范说:“我给你们泼个冷水。我觉得你们这一代人很可怜。由于当时政治封锁，你们只能听到苏联歌曲。可是，我们现在多元化了，我喜欢欧美歌曲，喜欢《泰坦尼克号》、《生命之杯》、《幽灵》。”

　　薛范说:“我当即对那个年轻人讲，你说的那几首歌曲，也都是我翻译的。你说我们这一代可怜，我说你们中有些人很可悲。我们除了苏联歌曲，还可听到很多国家的歌曲，可以欣赏古典艺术歌曲、西洋歌剧、交响乐等等。你们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只听港台和欧美歌曲。这不怪你们，但你们的可悲正在于:你们就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了，由此拒绝更好的东西。年轻人应该比老年人更具有开放的心态。要知道，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优秀的、不可替代的艺术。”

　　在薛范心里，索洛维约夫、马都索夫斯基等创作了大量优秀歌曲的苏俄艺术家，正是“创造美的人”。而他，只是一个“二传手”，一个“中介”。他之所以把一辈子的心血奉献给苏俄歌曲，不仅是因为感情，更因为苏俄歌曲中深厚的文化底蕴。

　　“苏俄歌曲中有一种‘伤感’情调。”薛范说，但这种伤感不是颓废，不是消沉，它很容易使人产生共鸣。苏俄歌曲取材宽泛，健康向上。它歌颂祖国，歌颂家乡，歌颂劳动者;它关注人类命运，反对战争，反对强暴。苏俄歌曲“深入浅出”，它建立在古典音乐和传统音乐基础上，旋律顺畅，节奏清晰，适合群众演唱。它把严肃的政论力量、崇高的英雄激情及个人的情感体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歌曲既有昂扬的感情色彩，又有浪漫的艺术风格。薛范说:“再看我们现在的一些歌曲，除了抽象的爱情以外，还有什么?那些勤勤恳恳的普通劳动者，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早从我们的歌曲中消失了。”

　　薛范进一步介绍:其实苏俄歌曲在中国的影响，不是始于新中国成立后，而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伏尔加纤夫曲》应该是最早的，聂耳1934年创作的《大路歌》，明显受其影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苏联歌曲被重新填词在中国苏区传唱。到了上世纪40年代，《卡秋莎》、《祖国进行曲》、《快乐的人们》等苏联歌曲被翻译到中国来。很多人唱着这些歌，愉快地走上战场，投身革命。所以，苏俄歌曲给予中国人的不仅仅是歌曲，还有价值观、人生观等等。

　　优美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仍在屋内回响。薛范说:“现在，中俄两国文化交流，还没恢复到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这个水平，不是由政府号召才能达到的。它需要民众间的交流，而歌曲是最易被群众接受的一种形式。”薛范忧心的是:歌曲翻译后继无人。苏俄歌曲唱来唱去都是老的，新歌太少。

　　薛范居住的地区，将要拆迁了。他淡淡地说:“我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不然的话，这个家要搬，我也搬不动了。”薛范年过七旬了。过着平凡的生活，拥有一颗平常心。处尊不惊，处惊不变，处变不乱，这就是今天的薛范。(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照片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