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卖身救弟”：“弱者争夺话语权”的放大

　　《信息时报》近日报道，在东莞打工的少女阿萍因为家境贫穷，没钱救治患上了血癌的弟弟，因此提出要“卖身救弟”。

　　我希望大家不要千篇一律地将此类事件归结于体制保障的不足，这种宏大的主题往往消解了个人命运的特殊性。

　　在我看来，“卖身救弟”是“弱者争夺话语权”的放大。像阿萍这样的女孩，城市中何止千万。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在脆弱的肩膀上，很容易使心理发生微妙变化。比如阿萍，她不忍心看到亲弟弟被病魔夺走生命，但自身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昂贵的看病费用。

　　其实，阿萍也知道6000元的“卖处费”无疑是杯水车薪，但阿萍需要一次向全社会发出求救信号的机会，正如那些站在高塔上为几百块工钱而要死要活的工人，你可以说他们并不想死，只是一场“表演秀”，但放弃尊严，冒着生命危险而讨要劳动所得，难道不能直击某些看客的灵魂深处吗？

　　城市化，首先要建设一种城市公共文化，这种文化体现的是公共审美情趣和公共价值，也即是普遍的人性。外来民工能够在这样的文化中与城市对话，缩短人与城市的情感距离。将农民城市化，第一前提当然是给予物质权利保障的城市化，但也不可忘记精神权利保障的城市化。而在当下，外来农民工面对徒手自救而不能救的现实，他们该怎么解决自身的精神危机?

　　如果当阿萍们踏入城市的第一天起，城市的劳动保障部门能够多给予些关注度，多出台些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或者当阿萍们陷入人生的沼泽地无力自拔时，相关的权益保护部门或组织及时出手相救，也许，我们就不会重复遭遇“卖身救弟”之类的黑色事件。

　　毕舸(作者系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