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问责领导”应有量化指标

　　东方晦

　　陕西省19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意见规定，将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考核内容，对未成年人外出流浪乞讨严重的地区下达督查通知书，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实施一票否决并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11月12日新闻网)

　　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列为考核地方领导的指标，可以视为一次对政府职责的重新定位和理性回归，从整体上判断，无疑是值得赞赏的善政。

　　笔者认为，该“意见”缺少可量化的指标。如，“未成年人外出流浪乞讨严重的地区”中的严重，应该由一个具体的数量或占人口比例来概括。而亲身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缺少可量化指标的领导问责制度，在我们这个讲究人情的熟人社会中，不是被扭曲，就是难以落实。被扭曲是因为无处不在的关系网，难以落实则是因为制度本身的漏洞。

　　要保证一个地区所有未成年人不外出流浪乞讨，不可能———不说政府部门没有这个财力和精力，在维持生存这个问题上———如果政府不能保证他们生存下去，外出流浪乞讨对一些家境困顿的孩子来说，也不失一个次优选择，在笔者看来，政府最好还是不要干涉他们不得已的生存选择。因为，一旦真正实施起来，地方政府为了通过考核，难免不会通过权力强制消除外出流浪的乞讨未成年人。现在一些地方为了维护城市的面子，不正采取这样的方式驱逐流浪乞讨人员吗？如此一来，善政就很可能异化得不人道，既背离了出台意见的初衷，也导致了权力对弱势群体的伤害。这不能不警惕。